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现状,经验及路径研究12篇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现状,经验及路径研究 乡村振兴研究乡村振兴战略的五大要求及实 施路径思考 作者：张洁来源：《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05期 摘要：党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现状,经验及路径研究12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现状,经验及路径研究
乡村振兴研究乡村振兴战略的五大要求及实施路径思考
作者：张洁来源：《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05期
摘要：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将其作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本方略。乡村振兴战略五大总体要求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大要求”分别对应“产业、生态、文化、组织和人才”等多方面的振兴，是紧密衔接、缺一不可的整体布局和实施路径。鉴于此，深刻分析乡村振兴五大总体要求的内在意蕴及联系，这对于理解作为国家宏观顶层设计的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研究表明，乡村振兴战略的五大要求为：产业兴旺是基础、生态宜居是条件、乡风文明是灵魂、治理有效是保障、生活富裕是目标。落实五大要求，践行实施路径，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是实现新时代中国乡村向现代化发展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乡村振兴;五大要求;实施路径;衔接机制
中图分类号：C9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099（2020）05-0061-12
Abstract：Thereportofthe19thNationalCongressoftheCommunistPartyofChinaputforwardforthefirsttimetheimportantdecisionofimplementingthestrategyofRuralRevitalizationasthebasicstrategyofimplementingthenewdevelopmentconceptandbuildingamoderneconomicsysteminthenewera.ThefivegeneralrequirementsofRuralRevitalizationStrategyare“industrialprosperity，ecologicallivability，ruralcivilization，effectivegovernanceandrichlife”.The“fiverequirements”respectivelycorrespondtotherevitalizationof“industry，ecology，culture，organizationandtalents”.Theyarecloselyconnectedandindispensabletooveralllayoutandimplementationpath.Inviewofthis，itisofgreatpracticalsignificancetodeeplyanalyzetheinternalimplicationandconnectionofthefivegeneralrequirementsofruralrevitalization，whichisofgreatpracticalsignificanceforunderstandingtheRuralRevitalizationStrategyasanationalmacrotop-leveldesign.StudieshaveshowsthatthefivemajorrequirementsofRuralRevitalizationStrategyare：industrialprosperityisthefoundation，ecologicallivabilityisthecondition，ruralcivilizationisthesoul，effectivegovernanceistheguaranteeandlivingwell-offisthegoal.ItisaninevitablechoiceforChina'sruralmodernizationintheneweratoimplementthefiverequirements，practicetheimplementationpathandpromotetheRuralRevitalization.
Keywords：ruralrevitalization;fiverequirements;implementationpath;cohesionmechanism
一、引言
黨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是作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本方略。乡村振兴战略可以细化为五大总体要求，即“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1]。这20字的总要求意蕴深刻，值得仔细分析、推敲、研究。乡村振兴是包括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等多方面的振兴。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对乡村振兴五大总体要求20个字的深层含义做出梳理、分析和阐释，这将有利于深刻理解乡村振兴的国家宏观顶层设计的总体要求，有助于将乡村基层社会的经验研究和国家政策宏观顶层设计理论进行有效衔接，对于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乡村振兴总体要求意义分析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复杂的、系统的工程，涉及面广、工作量大，这需要建立在深入理解乡村振兴五大要求的基础上规划实施，系统科学的理解乡村振兴战略的五大总体要求，并仔细研读、分析局部和整体的关系，厘清每五分之一总体要求的内在意义。
（一）产业兴旺：产业振兴是基础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和基础。2018年1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指出，“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必须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提高农业创新力、竞争力和全要素生产率，加快实现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1]。《意见》对“产业兴旺”的总体任务和目标做出分解，指出“乡村产业振兴”的具体内容是“夯实农业生产能力基础，实施质量兴农战略，构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体系，构建农业对外开放新格局，以及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1]。“产业兴旺”有三层内蕴：基础地位、“三产融合”与小农户发展。
1.产业兴旺是物质基础
乡村振兴，产业为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要求。“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五大要求的物质基础，发展现代乡村，就是要实现农业现代化，采用现代农业生产方式，提升农业、工业、服务业发展水平。乡村振兴的“兴”首先是达到“产业兴旺”，产业兴旺是物质基础，然后乡风文明、生态宜居、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才能随之加快推进。
2.“三產融合”是实施策略
“产业”包括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即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要求农村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如何达到“三产”融合则是“乡村产业兴旺”具体的实施手段和策略选择。《意见》指出“发展乡村共享经济、创意农业、特色文化产业”[1]。朱启臻认为“产业兴旺”的三产
融合就是超越了单一的农业产业化发展，在坚持“大产业”系统思维的基础上以深化产业链的方式促进乡村的全面繁荣[2]。贺雪峰认为让农村“产业兴旺”的基本思路就是“延长产业链，使得农业向加工业延伸，通过进行农产品深加工来提供更多农业就业及获利机会”[3];孔祥智认为产业发展就是要以农业为中心拓展多种产业，产业作为乡村重要的经济基础，必须得到极高的重视[4]。因此，“产业兴旺”是产业融合的结果，产业融合是产业兴旺的路径。
可见，产业兴旺的关键机制在于“拓展产业渠道，促进农民增收”，因而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农民通过农业劳动生产将生产原料转化为农产品进入市场，通过贸易交换，实现“产业兴旺”。乡村农产品的延伸产业包含乡村工业和乡村手工业，手工业产品如非遗苗绣、非遗蜡染工艺品、非遗陶器、手工鸟笼工艺品、古法手工造纸工艺品等进入市场可为乡民拓展市场渠道，促进乡民脱贫、增收、盈利。因此，产业兴旺的“三产”融合机制必然与市场不可分离，走出产品的市场销路才能走出乡村产业化道路，这是一种“融合发展型”市场运行的衔接机制，是农业生产、加工及农业以外的“延伸产品”的市场行为，这是环环相扣、衔接有序的“产业链”。乡村产业可以以农业为中心大力发展工业、手工业、工商业、制造业和旅游业……乡村可以“多面开花，多元产业”同步经营，一二三产业之间互为支撑、互相带动、互为羽翼，可以发展生态旅游，可以举办农家乐、农业采摘园、发展茶旅融合、体验旅游……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使乡村“产业兴旺”，促进乡民增收。以贵州省黔东南州丹寨县龙泉镇卡拉村为例，卡拉村是“中国鸟笼第一乡”，卡拉鸟笼编织工艺在2009年9月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卡拉村发展多元手工业但又不局限于鸟笼手工业生产这一单一产业模式，村庄有手工业和旅游业两大支柱产业，卡拉村大力发展多元产业，以鸟笼编织带动旅游业发展，以旅游业产业带动农业种植采摘业，近年来又拓宽发展新业态产业，建立吊瓜基地、蓝莓基地，广泛种植蔬菜、大棚西瓜、鼓励林下养鸡、农家乐经营、开办农家旅社、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民族文化等产业，多元发展模式不仅吸引游客到卡拉村体验制作鸟笼，也能品尝苗寨特色农家乐餐饮——斗鸡肉，还能体验田间捉鱼、蓝莓采摘，形成多元产业融合发展，一二三产业互为支撑，相互带动，在多元产业融合发展模式下，卡拉村2016年底率先实现小康，成为全县第一个小康村。卡拉村从原来的“被嫌弃的地方”“卡拉”苗语也叫“噶咧”（galia），意思是“被人嫌弃的地方”“落后的地方”，当地人认为“卡拉”就是落后的、贫困的地方，是依靠救济才能维持生活的地方。变成了一个生态美、生活富、生产兴的“富裕村”。对于农业和工业这两种产业的区别的理解，费孝通认为，在乡村基层社会里面，手工业不过是农业生产的补充和延续，工业和农业没有严格的界限，是一个生产活动的两个阶段，表现为“农业依靠土地的生产力提供植物原料，工业把原料制成可以消费的物品”[5]。“产业融合”能以农带工，以工促农，以农业带动手工业，以手工业带动旅游业，以旅游业反哺农业，以农业、手工业、旅游业带动服务业和制造业，其最终目的是使一切劳动产品、服务、资源走向“市场”，使其转化为经济盈利，促进农民增收。
3.促进“小农户”发展是衔接途径
“产业兴旺”是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小农户”要将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现代农业发展方式有机衔接起来，促进“小农户”的产业发展。在我国，“农户”一般指中国乡村农
业生产的主体，是农业最基本的生产单位，一般是以农业生产和农业经营为主的农民家庭，以家庭为单位，是最小的农业生产和经济单位[6]。“小农户”是指小规模农户（small-scalefarmer），往往土地生产规模较小、种植农作物单一，农业劳动力主要是自给自足的家庭成员，他们生产的目的是满足家庭基本生活需要。“小农户”还体现在农户生产规模小和经济收入少，他们往往拥有一小片土地（土地规模小于10亩），是从事农业耕作的农民，当务农无法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需要之时，他们会选择不同的生计方式获得收益、补贴家用，比如手工业和小商品经营，或者辗转村外，进城务工，这部分群体也属于小农户。产业兴旺的主体就是“小农户”。朱启臻认为产业兴旺的基本主体职能是农户，因为农户有丰富的生产经验、高度的责任感、自觉性和灵活性，而且家庭范围内的经营能够降低成本，减少风险并获得高效益，他们是适合农业生产的有效组织形式[2]。
农户可以是“纯农户”，也可以是“兼业农户”，兼业农户一般是从事农业，也从事农业以外的非农业经营的农户[7]。小农户可以兼业农业、工业和手工业，兼业农户是“半工半农”户或是半生产半经营户。随着现代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兼业农户日益增多，他们身兼多职，身份经常转换，他们不仅在乡村务农，也往返于城乡二元结构之间进行非农经营，是“半生产半经营”户。此外，“产业兴旺”就是要推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衔接”是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的“并接”和“并置”，也是“三农”的现代化衔接，这种衔接离不开三种力量——国家、市场和社会[4]。推进“小农户”“小农户”包括“兼业农户”包括村民、单纯务农户、半工半农户、手工业作坊户、自主或半自主经营户。把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衔接必然离不开国家的外嵌政策力量、市场化渠道的拓展以及农村内生环境的共同作用，只有将“国家、市场和社会”三者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发挥乡村农业、手工业、工商业的资源优势，实现“产业兴旺”。
1.产业兴旺是物质基础
乡村振兴，产业为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要求。“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五大要求的物质基础，发展现代乡村，就是要实现农业现代化，采用现代农业生产方式，提升农业、工业、服务业发展水平。乡村振兴的“兴”首先是达到“产业兴旺”，产业兴旺是物质基础，然后乡风文明、生态宜居、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才能随之加快推进。
2.“三产融合”是实施策略
“产业”包括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即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要求农村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如何达到“三产”融合则是“乡村产业兴旺”具体的实施手段和策略选择。《意见》指出“发展乡村共享经济、创意农业、特色文化产业”[1]。朱启臻认为“产业兴旺”的三产融合就是超越了单一的农业产业化发展，在坚持“大产业”系统思维的基础上以深化产业链的方式促进乡村的全面繁荣[2]。贺雪峰认为让农村“产业兴旺”的基本思路就是“延长产业链，使得农业向加工业延伸，通过进行农产品深加工来提供更多农业就业及获利机会”[3];孔祥智认为产
业发展就是要以农业为中心拓展多种产业，产业作为乡村重要的经济基础，必须得到极高的重视[4]。因此，“产业兴旺”是产业融合的结果，产业融合是产业兴旺的路径。
可见，产业兴旺的关键机制在于“拓展产业渠道，促进农民增收”，因而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农民通过农业劳动生产将生产原料转化为农产品进入市场，通过贸易交换，实现“产业兴旺”。乡村农产品的延伸产业包含乡村工业和乡村手工业，手工业产品如非遗苗绣、非遗蜡染工艺品、非遗陶器、手工鸟笼工艺品、古法手工造纸工艺品等进入市场可为乡民拓展市场渠道，促进乡民脱贫、增收、盈利。因此，产业兴旺的“三产”融合机制必然与市场不可分离，走出产品的市场销路才能走出乡村产业化道路，这是一种“融合发展型”市场运行的衔接机制，是农业生产、加工及农业以外的“延伸产品”的市场行为，这是环环相扣、衔接有序的“产业链”。乡村产业可以以农业为中心大力发展工业、手工业、工商业、制造业和旅游业……乡村可以“多面开花，多元产业”同步经营，一二三产业之间互为支撑、互相带动、互为羽翼，可以发展生态旅游，可以举办农家乐、农业采摘园、发展茶旅融合、体验旅游……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使乡村“产业兴旺”，促进乡民增收。以贵州省黔東南州丹寨县龙泉镇卡拉村为例，卡拉村是“中国鸟笼第一乡”，卡拉鸟笼编织工艺在2009年9月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卡拉村发展多元手工业但又不局限于鸟笼手工业生产这一单一产业模式，村庄有手工业和旅游业两大支柱产业，卡拉村大力发展多元产业，以鸟笼编织带动旅游业发展，以旅游业产业带动农业种植采摘业，近年来又拓宽发展新业态产业，建立吊瓜基地、蓝莓基地，广泛种植蔬菜、大棚西瓜、鼓励林下养鸡、农家乐经营、开办农家旅社、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民族文化等产业，多元发展模式不仅吸引游客到卡拉村体验制作鸟笼，也能品尝苗寨特色农家乐餐饮——斗鸡肉，还能体验田间捉鱼、蓝莓采摘，形成多元产业融合发展，一二三产业互为支撑，相互带动，在多元产业融合发展模式下，卡拉村2016年底率先实现小康，成为全县第一个小康村。卡拉村从原来的“被嫌弃的地方”“卡拉”苗语也叫“噶咧”（galia），意思是“被人嫌弃的地方”“落后的地方”，当地人认为“卡拉”就是落后的、贫困的地方，是依靠救济才能维持生活的地方。变成了一个生态美、生活富、生产兴的“富裕村”。对于农业和工业这两种产业的区别的理解，费孝通认为，在乡村基层社会里面，手工业不过是农业生产的补充和延续，工业和农业没有严格的界限，是一个生产活动的两个阶段，表现为“农业依靠土地的生产力提供植物原料，工业把原料制成可以消费的物品”[5]。“产业融合”能以农带工，以工促农，以农业带动手工业，以手工业带动旅游业，以旅游业反哺农业，以农业、手工业、旅游业带动服务业和制造业，其最终目的是使一切劳动产品、服务、资源走向“市场”，使其转化为经济盈利，促进农民增收。
3.促进“小农户”发展是衔接途径
“产业兴旺”是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小农户”要将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现代农业发展方式有机衔接起来，促进“小农户”的产业发展。在我国，“农户”一般指中国乡村农业生产的主体，是农业最基本的生产单位，一般是以农业生产和农业经营为主的农民家庭，以家庭为单位，是最小的农业生产和经济单位[6]。“小农户”是指小规模农户（small-scalefarmer），往往土地生产规模较小、种植农作物单一，农业劳动力主要是自给自足的家庭成
员，他们生产的目的是满足家庭基本生活需要。“小农户”还体现在农户生产规模小和经济收入少，他们往往拥有一小片土地（土地规模小于10亩），是从事农业耕作的农民，当务农无法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需要之时，他们会选择不同的生计方式获得收益、补贴家用，比如手工业和小商品经营，或者辗转村外，进城务工，这部分群体也属于小农户。产业兴旺的主体就是“小农户”。朱启臻认为产业兴旺的基本主体职能是农户，因为农户有丰富的生产经验、高度的责任感、自觉性和灵活性，而且家庭范围内的经营能够降低成本，减少风险并获得高效益，他们是适合农业生产的有效组织形式[2]。
农户可以是“纯农户”，也可以是“兼业农户”，兼业农户一般是从事农业，也从事农业以外的非农业经营的农户[7]。小农户可以兼业农业、工业和手工业，兼业农户是“半工半农”户或是半生产半经营户。随着现代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兼业农户日益增多，他们身兼多职，身份经常转换，他们不仅在乡村务农，也往返于城乡二元结构之间进行非农经营，是“半生产半经营”户。此外，“产业兴旺”就是要推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衔接”是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的“并接”和“并置”，也是“三农”的现代化衔接，这种衔接离不开三种力量——国家、市场和社会[4]。推进“小农户”“小农户”包括“兼业农户”包括村民、单纯务农户、半工半农户、手工业作坊户、自主或半自主经营户。把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衔接必然离不开国家的外嵌政策力量、市场化渠道的拓展以及农村内生环境的共同作用，只有将“国家、市场和社会”三者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发挥乡村农业、手工业、工商业的资源优势，实现“产业兴旺”。
1.产业兴旺是物质基础
乡村振兴，产业为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要求。“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五大要求的物质基础，发展现代乡村，就是要实现农业现代化，采用现代农业生产方式，提升农业、工业、服务业发展水平。乡村振兴的“兴”首先是达到“产业兴旺”，产业兴旺是物质基础，然后乡风文明、生态宜居、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才能随之加快推进。
2.“三产融合”是实施策略
“产业”包括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即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要求农村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如何达到“三产”融合则是“乡村产业兴旺”具体的实施手段和策略选择。《意见》指出“发展乡村共享经济、创意农业、特色文化产业”[1]。朱启臻认为“產业兴旺”的三产融合就是超越了单一的农业产业化发展，在坚持“大产业”系统思维的基础上以深化产业链的方式促进乡村的全面繁荣[2]。贺雪峰认为让农村“产业兴旺”的基本思路就是“延长产业链，使得农业向加工业延伸，通过进行农产品深加工来提供更多农业就业及获利机会”[3];孔祥智认为产业发展就是要以农业为中心拓展多种产业，产业作为乡村重要的经济基础，必须得到极高的重视[4]。因此，“产业兴旺”是产业融合的结果，产业融合是产业兴旺的路径。
可见，产业兴旺的关键机制在于“拓展产业渠道，促进农民增收”，因而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农民通过农业劳动生产将生产原料转化为农产品进入市场，通过贸易交换，实现“产业兴旺”。乡村农产品的延伸产业包含乡村工业和乡村手工业，手工业产品如非遗苗绣、非遗蜡染工艺品、非遗陶器、手工鸟笼工艺品、古法手工造纸工艺品等进入市场可为乡民拓展市场渠道，促进乡民脱贫、增收、盈利。因此，产业兴旺的“三产”融合机制必然与市场不可分离，走出产品的市场销路才能走出乡村产业化道路，这是一种“融合发展型”市场运行的衔接机制，是农业生产、加工及农业以外的“延伸产品”的市场行为，这是环环相扣、衔接有序的“产业链”。乡村产业可以以农业为中心大力发展工业、手工业、工商业、制造业和旅游业……乡村可以“多面开花，多元产业”同步经营，一二三产业之间互为支撑、互相带动、互为羽翼，可以发展生态旅游，可以举办农家乐、农业采摘园、发展茶旅融合、体验旅游……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使乡村“产业兴旺”，促进乡民增收。以贵州省黔东南州丹寨县龙泉镇卡拉村为例，卡拉村是“中国鸟笼第一乡”，卡拉鸟笼编织工艺在2009年9月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卡拉村发展多元手工业但又不局限于鸟笼手工业生产这一单一产业模式，村庄有手工业和旅游业两大支柱产业，卡拉村大力发展多元产业，以鸟笼编织带动旅游业发展，以旅游业产业带动农业种植采摘业，近年来又拓宽发展新业态产业，建立吊瓜基地、蓝莓基地，广泛种植蔬菜、大棚西瓜、鼓励林下养鸡、农家乐经营、开办农家旅社、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民族文化等产业，多元发展模式不仅吸引游客到卡拉村体验制作鸟笼，也能品尝苗寨特色农家乐餐饮——斗鸡肉，还能体验田间捉鱼、蓝莓采摘，形成多元产业融合发展，一二三产业互为支撑，相互带动，在多元产业融合发展模式下，卡拉村2016年底率先实现小康，成为全县第一个小康村。卡拉村从原来的“被嫌弃的地方”“卡拉”苗语也叫“噶咧”（galia），意思是“被人嫌弃的地方”“落后的地方”，当地人认为“卡拉”就是落后的、贫困的地方，是依靠救济才能维持生活的地方。变成了一个生态美、生活富、生产兴的“富裕村”。对于农业和工业这两种产业的区别的理解，费孝通认为，在乡村基层社会里面，手工业不过是农业生产的补充和延续，工业和农业没有严格的界限，是一个生产活动的两个阶段，表现为“农业依靠土地的生产力提供植物原料，工业把原料制成可以消费的物品”[5]。“产业融合”能以农带工，以工促农，以农业带动手工业，以手工业带动旅游业，以旅游业反哺农业，以农业、手工业、旅游业带动服务业和制造业，其最终目的是使一切劳动产品、服务、资源走向“市场”，使其转化为经济盈利，促进农民增收。
3.促进“小农户”发展是衔接途径
“产业兴旺”是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小农户”要将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现代农业发展方式有机衔接起来，促进“小农户”的产业发展。在我国，“农户”一般指中国乡村农业生产的主体，是农业最基本的生产单位，一般是以农业生产和农业经营为主的农民家庭，以家庭为单位，是最小的农业生产和经济单位[6]。“小农户”是指小规模农户（small-scalefarmer），往往土地生产规模较小、种植农作物单一，农业劳动力主要是自给自足的家庭成员，他们生产的目的是满足家庭基本生活需要。“小农户”还体现在农户生产规模小和经济收入少，他们往往拥有一小片土地（土地规模小于10亩），是从事农业耕作的农民，当务农无法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需要之时，他们会选择不同的生计方式获得收益、补贴家用，比如手工业
和小商品经营，或者辗转村外，进城务工，这部分群体也属于小农户。产业兴旺的主体就是“小农户”。朱启臻认为产业兴旺的基本主体职能是农户，因为农户有丰富的生产经验、高度的责任感、自觉性和灵活性，而且家庭范围内的经营能够降低成本，减少风险并获得高效益，他们是适合农业生产的有效组织形式[2]。
农户可以是“纯农户”，也可以是“兼业农户”，兼业农户一般是从事农业，也从事农业以外的非农业经营的农户[7]。小农户可以兼业农业、工业和手工业，兼业农户是“半工半农”户或是半生产半经营户。随着现代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兼业农户日益增多，他们身兼多职，身份经常转换，他们不仅在乡村务农，也往返于城乡二元结构之间进行非农经营，是“半生产半经营”户。此外，“产业兴旺”就是要推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衔接”是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的“并接”和“并置”，也是“三农”的现代化衔接，这种衔接离不开三种力量——国家、市场和社会[4]。推进“小农户”“小农户”包括“兼业农户”包括村民、单纯务农户、半工半农户、手工业作坊户、自主或半自主经营户。把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衔接必然离不开国家的外嵌政策力量、市场化渠道的拓展以及农村内生环境的共同作用，只有将“国家、市场和社会”三者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发挥乡村农业、手工业、工商业的资源优势，实现“产业兴旺”。
1.产业兴旺是物质基础
乡村振兴，产业为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要求。“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五大要求的物质基础，发展现代乡村，就是要实现农业现代化，采用现代农业生产方式，提升农业、工业、服务业发展水平。乡村振兴的“兴”首先是达到“产业兴旺”，产业兴旺是物质基础，然后乡风文明、生态宜居、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才能随之加快推进。
2.“三产融合”是实施策略
“产业”包括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即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要求农村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如何达到“三产”融合则是“乡村产业兴旺”具体的实施手段和策略选择。《意见》指出“发展乡村共享经济、创意农业、特色文化产业”[1]。朱启臻认为“产业兴旺”的三产融合就是超越了单一的农业产业化发展，在坚持“大产业”系统思维的基础上以深化产业链的方式促进乡村的全面繁荣[2]。贺雪峰认为让农村“产业兴旺”的基本思路就是“延长产业链，使得农业向加工业延伸，通过进行农产品深加工来提供更多农业就业及获利机会”[3];孔祥智认为产业发展就是要以农业为中心拓展多种产业，产业作为乡村重要的经济基础，必须得到极高的重视[4]。因此，“产业兴旺”是产业融合的结果，产业融合是产业兴旺的路径。
可见，产业兴旺的关键机制在于“拓展产业渠道，促进农民增收”，因而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农民通过农业劳动生产将生产原料转化为农产品进入市场，通过贸易交换，实现“产业兴旺”。乡村农产品的延伸产业包含乡村工业和乡村手工业，手工业产品如非遗苗绣、
非遗蜡染工艺品、非遗陶器、手工鸟笼工艺品、古法手工造纸工艺品等进入市场可为乡民拓展市场渠道，促进乡民脱贫、增收、盈利。因此，产业兴旺的“三产”融合机制必然与市场不可分离，走出产品的市场销路才能走出乡村产业化道路，这是一种“融合发展型”市场运行的衔接机制，是农业生产、加工及农业以外的“延伸产品”的市场行为，这是环环相扣、衔接有序的“产业链”。乡村产业可以以农业为中心大力发展工业、手工业、工商业、制造业和旅游业……乡村可以“多面开花，多元产业”同步经营，一二三产业之间互为支撑、互相带动、互为羽翼，可以发展生态旅游，可以举办农家乐、农业采摘园、发展茶旅融合、体验旅游……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使乡村“产业兴旺”，促进乡民增收。以贵州省黔东南州丹寨县龙泉镇卡拉村为例，卡拉村是“中国鸟笼第一乡”，卡拉鸟笼编织工艺在2009年9月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卡拉村发展多元手工业但又不局限于鸟笼手工业生产这一单一产业模式，村庄有手工业和旅游业两大支柱产业，卡拉村大力发展多元产业，以鸟笼编织带动旅游业发展，以旅游业产业带动农业种植采摘业，近年来又拓宽发展新业态产业，建立吊瓜基地、蓝莓基地，广泛种植蔬菜、大棚西瓜、鼓励林下养鸡、农家乐经营、开办农家旅社、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民族文化等产业，多元发展模式不仅吸引游客到卡拉村体验制作鸟笼，也能品尝苗寨特色农家乐餐饮——斗鸡肉，还能体验田间捉鱼、蓝莓采摘，形成多元产业融合发展，一二三产业互为支撑，相互带动，在多元产业融合发展模式下，卡拉村2016年底率先实现小康，成为全县第一个小康村。卡拉村从原来的“被嫌弃的地方”“卡拉”苗语也叫“噶咧”（galia），意思是“被人嫌棄的地方”“落后的地方”，当地人认为“卡拉”就是落后的、贫困的地方，是依靠救济才能维持生活的地方。变成了一个生态美、生活富、生产兴的“富裕村”。对于农业和工业这两种产业的区别的理解，费孝通认为，在乡村基层社会里面，手工业不过是农业生产的补充和延续，工业和农业没有严格的界限，是一个生产活动的两个阶段，表现为“农业依靠土地的生产力提供植物原料，工业把原料制成可以消费的物品”[5]。“产业融合”能以农带工，以工促农，以农业带动手工业，以手工业带动旅游业，以旅游业反哺农业，以农业、手工业、旅游业带动服务业和制造业，其最终目的是使一切劳动产品、服务、资源走向“市场”，使其转化为经济盈利，促进农民增收。
3.促进“小农户”发展是衔接途径
“产业兴旺”是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小农户”要将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现代农业发展方式有机衔接起来，促进“小农户”的产业发展。在我国，“农户”一般指中国乡村农业生产的主体，是农业最基本的生产单位，一般是以农业生产和农业经营为主的农民家庭，以家庭为单位，是最小的农业生产和经济单位[6]。“小农户”是指小规模农户（small-scalefarmer），往往土地生产规模较小、种植农作物单一，农业劳动力主要是自给自足的家庭成员，他们生产的目的是满足家庭基本生活需要。“小农户”还体现在农户生产规模小和经济收入少，他们往往拥有一小片土地（土地规模小于10亩），是从事农业耕作的农民，当务农无法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需要之时，他们会选择不同的生计方式获得收益、补贴家用，比如手工业和小商品经营，或者辗转村外，进城务工，这部分群体也属于小农户。产业兴旺的主体就是“小农户”。朱启臻认为产业兴旺的基本主体职能是农户，因为农户有丰富的生产经验、高度的
责任感、自觉性和灵活性，而且家庭范围内的经营能够降低成本，减少风险并获得高效益，他们是适合农业生产的有效组织形式[2]。
农户可以是“纯农户”，也可以是“兼业农户”，兼业农户一般是从事农业，也从事农业以外的非农业经营的农户[7]。小农户可以兼业农业、工业和手工业，兼业农户是“半工半农”户或是半生产半经营户。随着现代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兼业农户日益增多，他们身兼多职，身份经常转换，他们不仅在乡村务农，也往返于城乡二元结构之间进行非农经营，是“半生产半经营”户。此外，“产业兴旺”就是要推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衔接”是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的“并接”和“并置”，也是“三农”的现代化衔接，这种衔接离不开三种力量——国家、市场和社会[4]。推进“小农户”“小农户”包括“兼业农户”包括村民、单纯务农户、半工半农户、手工业作坊户、自主或半自主经营户。把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衔接必然离不开国家的外嵌政策力量、市场化渠道的拓展以及农村内生环境的共同作用，只有将“国家、市场和社会”三者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发挥乡村农业、手工业、工商业的资源优势，实现“产业兴旺”。
1.产业兴旺是物质基础
乡村振兴，产业为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要求。“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五大要求的物质基础，发展现代乡村，就是要实现农业现代化，采用现代农业生产方式，提升农业、工业、服务业发展水平。乡村振兴的“兴”首先是达到“产业兴旺”，产业兴旺是物质基础，然后乡风文明、生态宜居、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才能随之加快推进。
2.“三产融合”是实施策略
“产业”包括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即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要求农村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如何达到“三产”融合则是“乡村产业兴旺”具体的实施手段和策略选择。《意见》指出“发展乡村共享经济、创意农业、特色文化产业”[1]。朱启臻认为“产业兴旺”的三产融合就是超越了单一的农业产业化发展，在坚持“大产业”系统思维的基础上以深化产业链的方式促进乡村的全面繁荣[2]。贺雪峰认为让农村“产业兴旺”的基本思路就是“延长产业链，使得农业向加工业延伸，通过进行农产品深加工来提供更多农业就业及获利机会”[3];孔祥智认为产业发展就是要以农业为中心拓展多种产业，产业作为乡村重要的经济基础，必须得到极高的重视[4]。因此，“产业兴旺”是产业融合的结果，产业融合是产业兴旺的路径。
可见，产业兴旺的关键机制在于“拓展产业渠道，促进农民增收”，因而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农民通过农业劳动生产将生产原料转化为农产品进入市场，通过贸易交换，实现“产业兴旺”。乡村农产品的延伸产业包含乡村工业和乡村手工业，手工业产品如非遗苗绣、非遗蜡染工艺品、非遗陶器、手工鸟笼工艺品、古法手工造纸工艺品等进入市场可为乡民拓展市场渠道，促进乡民脱贫、增收、盈利。因此，产业兴旺的“三产”融合机制必然与市场不可分
离，走出产品的市场销路才能走出乡村产业化道路，这是一种“融合发展型”市场运行的衔接机制，是农业生产、加工及农业以外的“延伸产品”的市场行为，这是环环相扣、衔接有序的“产业链”。乡村产业可以以农业为中心大力发展工业、手工业、工商业、制造业和旅游业……乡村可以“多面开花，多元产业”同步经营，一二三产业之间互为支撑、互相带动、互为羽翼，可以发展生态旅游，可以举办农家乐、农业采摘园、发展茶旅融合、体验旅游……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使乡村“产业兴旺”，促进乡民增收。以贵州省黔东南州丹寨县龙泉镇卡拉村为例，卡拉村是“中国鸟笼第一乡”，卡拉鸟笼编织工艺在2009年9月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卡拉村发展多元手工业但又不局限于鸟笼手工业生产这一单一产业模式，村庄有手工业和旅游业两大支柱产业，卡拉村大力发展多元产业，以鸟笼编织带动旅游业发展，以旅游业产业帶动农业种植采摘业，近年来又拓宽发展新业态产业，建立吊瓜基地、蓝莓基地，广泛种植蔬菜、大棚西瓜、鼓励林下养鸡、农家乐经营、开办农家旅社、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民族文化等产业，多元发展模式不仅吸引游客到卡拉村体验制作鸟笼，也能品尝苗寨特色农家乐餐饮——斗鸡肉，还能体验田间捉鱼、蓝莓采摘，形成多元产业融合发展，一二三产业互为支撑，相互带动，在多元产业融合发展模式下，卡拉村2016年底率先实现小康，成为全县第一个小康村。卡拉村从原来的“被嫌弃的地方”“卡拉”苗语也叫“噶咧”（galia），意思是“被人嫌弃的地方”“落后的地方”，当地人认为“卡拉”就是落后的、贫困的地方，是依靠救济才能维持生活的地方。变成了一个生态美、生活富、生产兴的“富裕村”。对于农业和工业这两种产业的区别的理解，费孝通认为，在乡村基层社会里面，手工业不过是农业生产的补充和延续，工业和农业没有严格的界限，是一个生产活动的两个阶段，表现为“农业依靠土地的生产力提供植物原料，工业把原料制成可以消费的物品”[5]。“产业融合”能以农带工，以工促农，以农业带动手工业，以手工业带动旅游业，以旅游业反哺农业，以农业、手工业、旅游业带动服务业和制造业，其最终目的是使一切劳动产品、服务、资源走向“市场”，使其转化为经济盈利，促进农民增收。
3.促进“小农户”发展是衔接途径
“产业兴旺”是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小农户”要将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现代农业发展方式有机衔接起来，促进“小农户”的产业发展。在我国，“农户”一般指中国乡村农业生产的主体，是农业最基本的生产单位，一般是以农业生产和农业经营为主的农民家庭，以家庭为单位，是最小的农业生产和经济单位[6]。“小农户”是指小规模农户（small-scalefarmer），往往土地生产规模较小、种植农作物单一，农业劳动力主要是自给自足的家庭成员，他们生产的目的是满足家庭基本生活需要。“小农户”还体现在农户生产规模小和经济收入少，他们往往拥有一小片土地（土地规模小于10亩），是从事农业耕作的农民，当务农无法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需要之时，他们会选择不同的生计方式获得收益、补贴家用，比如手工业和小商品经营，或者辗转村外，进城务工，这部分群体也属于小农户。产业兴旺的主体就是“小农户”。朱启臻认为产业兴旺的基本主体职能是农户，因为农户有丰富的生产经验、高度的责任感、自觉性和灵活性，而且家庭范围内的经营能够降低成本，减少风险并获得高效益，他们是适合农业生产的有效组织形式[2]。
农户可以是“纯农户”，也可以是“兼业农户”，兼业农户一般是从事农业，也从事农业以外的非农业经营的农户[7]。小农户可以兼业农业、工业和手工业，兼业农户是“半工半农”户或是半生产半经营户。随着现代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兼业农户日益增多，他们身兼多职，身份经常转换，他们不仅在乡村务农，也往返于城乡二元结构之间进行非农经营，是“半生产半经营”户。此外，“产业兴旺”就是要推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衔接”是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的“并接”和“并置”，也是“三农”的现代化衔接，这种衔接离不开三种力量——国家、市场和社会[4]。推进“小农户”“小农户”包括“兼业农户”包括村民、单纯务农户、半工半农户、手工业作坊户、自主或半自主经营户。把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衔接必然离不开国家的外嵌政策力量、市场化渠道的拓展以及农村内生环境的共同作用，只有将“国家、市场和社会”三者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发挥乡村农业、手工业、工商业的资源优势，实现“产业兴旺”。
1.产业兴旺是物质基础
乡村振兴，产业为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要求。“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五大要求的物质基础，发展现代乡村，就是要实现农业现代化，采用现代农业生产方式，提升农业、工业、服务业发展水平。乡村振兴的“兴”首先是达到“产业兴旺”，产业兴旺是物质基础，然后乡风文明、生态宜居、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才能随之加快推进。
2.“三产融合”是实施策略
“产业”包括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即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要求农村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如何达到“三产”融合则是“乡村产业兴旺”具体的实施手段和策略选择。《意见》指出“发展乡村共享经济、创意农业、特色文化产业”[1]。朱启臻认为“产业兴旺”的三产融合就是超越了单一的农业产业化发展，在坚持“大产业”系统思维的基础上以深化产业链的方式促进乡村的全面繁荣[2]。贺雪峰认为让农村“产业兴旺”的基本思路就是“延长产业链，使得农业向加工业延伸，通过进行农产品深加工来提供更多农业就业及获利机会”[3];孔祥智认为產业发展就是要以农业为中心拓展多种产业，产业作为乡村重要的经济基础，必须得到极高的重视[4]。因此，“产业兴旺”是产业融合的结果，产业融合是产业兴旺的路径。
可见，产业兴旺的关键机制在于“拓展产业渠道，促进农民增收”，因而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农民通过农业劳动生产将生产原料转化为农产品进入市场，通过贸易交换，实现“产业兴旺”。乡村农产品的延伸产业包含乡村工业和乡村手工业，手工业产品如非遗苗绣、非遗蜡染工艺品、非遗陶器、手工鸟笼工艺品、古法手工造纸工艺品等进入市场可为乡民拓展市场渠道，促进乡民脱贫、增收、盈利。因此，产业兴旺的“三产”融合机制必然与市场不可分离，走出产品的市场销路才能走出乡村产业化道路，这是一种“融合发展型”市场运行的衔接机制，是农业生产、加工及农业以外的“延伸产品”的市场行为，这是环环相扣、衔接有序的“产业链”。乡村产业可以以农业为中心大力发展工业、手工业、工商业、制造业和旅游业……乡
村可以“多面开花，多元产业”同步经营，一二三产业之间互为支撑、互相带动、互为羽翼，可以发展生态旅游，可以举办农家乐、农业采摘园、发展茶旅融合、体验旅游……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使乡村“产业兴旺”，促进乡民增收。以贵州省黔东南州丹寨县龙泉镇卡拉村为例，卡拉村是“中国鸟笼第一乡”，卡拉鸟笼编织工艺在2009年9月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卡拉村发展多元手工业但又不局限于鸟笼手工业生产这一单一产业模式，村庄有手工业和旅游业两大支柱产业，卡拉村大力发展多元产业，以鸟笼编织带动旅游业发展，以旅游业产业带动农业种植采摘业，近年来又拓宽发展新业态产业，建立吊瓜基地、蓝莓基地，广泛种植蔬菜、大棚西瓜、鼓励林下养鸡、农家乐经营、开办农家旅社、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民族文化等产业，多元发展模式不仅吸引游客到卡拉村体验制作鸟笼，也能品尝苗寨特色农家乐餐饮——斗鸡肉，还能体验田间捉鱼、蓝莓采摘，形成多元产业融合发展，一二三产业互为支撑，相互带动，在多元产业融合发展模式下，卡拉村2016年底率先实现小康，成为全县第一个小康村。卡拉村从原来的“被嫌弃的地方”“卡拉”苗语也叫“噶咧”（galia），意思是“被人嫌弃的地方”“落后的地方”，当地人认为“卡拉”就是落后的、贫困的地方，是依靠救济才能维持生活的地方。变成了一个生态美、生活富、生产兴的“富裕村”。对于农业和工业这两种产业的区别的理解，费孝通认为，在乡村基层社会里面，手工业不过是农业生产的补充和延续，工业和农业没有严格的界限，是一个生产活动的两个阶段，表现为“农业依靠土地的生产力提供植物原料，工业把原料制成可以消费的物品”[5]。“产业融合”能以农带工，以工促农，以农业带动手工业，以手工业带动旅游业，以旅游业反哺农业，以农业、手工业、旅游业带动服务业和制造业，其最终目的是使一切劳动产品、服务、资源走向“市场”，使其转化为经济盈利，促进农民增收。
3.促进“小农户”发展是衔接途径
“产业兴旺”是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小农户”要将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现代农业发展方式有机衔接起来，促进“小农户”的产业发展。在我国，“农户”一般指中国乡村农业生产的主体，是农业最基本的生产单位，一般是以农业生产和农业经营为主的农民家庭，以家庭为单位，是最小的农业生产和经济单位[6]。“小农户”是指小规模农户（small-scalefarmer），往往土地生产规模较小、种植农作物单一，农业劳动力主要是自给自足的家庭成员，他们生产的目的是满足家庭基本生活需要。“小农户”还体现在农户生产规模小和经济收入少，他们往往拥有一小片土地（土地规模小于10亩），是从事农业耕作的农民，当务农无法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需要之时，他们会选择不同的生计方式获得收益、补贴家用，比如手工业和小商品经营，或者辗转村外，进城务工，这部分群体也属于小农户。产业兴旺的主体就是“小农户”。朱启臻认为产业兴旺的基本主体职能是农户，因为农户有丰富的生产经验、高度的责任感、自觉性和灵活性，而且家庭范围内的经营能够降低成本，减少风险并获得高效益，他们是适合农业生产的有效组织形式[2]。
农户可以是“纯农户”，也可以是“兼业农户”，兼业农户一般是从事农业，也从事农业以外的非农业经营的农户[7]。小农户可以兼业农业、工业和手工业，兼业农户是“半工半农”户或是半生产半经营户。随着现代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兼业农户日益增多，他们身兼多职，身份
经常转换，他们不仅在乡村务农，也往返于城乡二元结构之间进行非农经营，是“半生产半经营”户。此外，“产业兴旺”就是要推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衔接”是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的“并接”和“并置”，也是“三农”的现代化衔接，这种衔接离不开三种力量——国家、市场和社会[4]。推进“小农户”“小农户”包括“兼业农户”包括村民、单纯务农户、半工半农户、手工业作坊户、自主或半自主经营户。把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衔接必然离不开国家的外嵌政策力量、市场化渠道的拓展以及农村内生环境的共同作用，只有将“国家、市场和社会”三者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发挥乡村农业、手工业、工商业的资源优势，实现“产业兴旺”。
1.产业兴旺是物质基础
乡村振兴，产业为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要求。“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五大要求的物质基础，发展现代乡村，就是要实现农业现代化，采用现代农业生产方式，提升农业、工业、服务业发展水平。乡村振兴的“兴”首先是达到“产业兴旺”，产业兴旺是物质基础，然后乡风文明、生态宜居、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才能随之加快推进。
2.“三产融合”是实施策略
“产业”包括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即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要求农村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如何达到“三产”融合则是“乡村产业兴旺”具体的实施手段和策略选择。《意见》指出“发展乡村共享经济、创意农业、特色文化产业”[1]。朱启臻认为“产业兴旺”的三产融合就是超越了单一的农业产业化发展，在坚持“大产业”系统思维的基础上以深化产业链的方式促进乡村的全面繁荣[2]。贺雪峰认为让农村“产业兴旺”的基本思路就是“延长产业链，使得农业向加工业延伸，通过进行农产品深加工来提供更多农业就业及获利机会”[3];孔祥智认为产业发展就是要以农业为中心拓展多种产业，产业作为乡村重要的经济基础，必须得到极高的重视[4]。因此，“产业兴旺”是产业融合的结果，产业融合是产业兴旺的路径。
可见，产业兴旺的关键机制在于“拓展产业渠道，促进农民增收”，因而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农民通过农业劳动生产将生产原料转化为农产品进入市场，通过贸易交换，实现“产业兴旺”。乡村农产品的延伸产业包含乡村工业和乡村手工业，手工业产品如非遗苗绣、非遗蜡染工艺品、非遗陶器、手工鸟笼工艺品、古法手工造纸工艺品等进入市场可为乡民拓展市场渠道，促进乡民脱贫、增收、盈利。因此，产业兴旺的“三产”融合机制必然与市场不可分离，走出产品的市场销路才能走出乡村产业化道路，这是一种“融合发展型”市场运行的衔接机制，是农业生产、加工及农业以外的“延伸产品”的市场行为，这是环环相扣、衔接有序的“产业链”。乡村产业可以以农业为中心大力发展工业、手工业、工商业、制造业和旅游业……乡村可以“多面开花，多元产业”同步经营，一二三产业之间互为支撑、互相带动、互为羽翼，可以发展生态旅游，可以举办农家乐、农业采摘园、发展茶旅融合、体验旅游……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使乡村“产业兴旺”，促进乡民增收。以贵州省黔东南州丹寨县龙泉镇卡拉村为例，卡拉村
是“中国鸟笼第一乡”，卡拉鸟笼编织工艺在2009年9月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卡拉村发展多元手工业但又不局限于鸟笼手工业生产这一单一产业模式，村庄有手工业和旅游业两大支柱产业，卡拉村大力发展多元产业，以鸟笼编织带动旅游业发展，以旅游业产业带动农业种植采摘业，近年来又拓宽发展新业态产业，建立吊瓜基地、蓝莓基地，广泛种植蔬菜、大棚西瓜、鼓励林下养鸡、农家乐经营、开办农家旅社、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民族文化等产业，多元发展模式不仅吸引游客到卡拉村体验制作鸟笼，也能品尝苗寨特色农家乐餐饮——斗鸡肉，还能体验田间捉鱼、蓝莓采摘，形成多元产业融合发展，一二三产业互为支撑，相互带动，在多元产业融合发展模式下，卡拉村2016年底率先实现小康，成为全县第一个小康村。卡拉村从原来的“被嫌弃的地方”“卡拉”苗语也叫“噶咧”（galia），意思是“被人嫌弃的地方”“落后的地方”，当地人认为“卡拉”就是落后的、贫困的地方，是依靠救济才能维持生活的地方。变成了一个生态美、生活富、生产兴的“富裕村”。对于农业和工业这两种产业的区别的理解，费孝通认为，在乡村基层社会里面，手工业不过是农业生产的補充和延续，工业和农业没有严格的界限，是一个生产活动的两个阶段，表现为“农业依靠土地的生产力提供植物原料，工业把原料制成可以消费的物品”[5]。“产业融合”能以农带工，以工促农，以农业带动手工业，以手工业带动旅游业，以旅游业反哺农业，以农业、手工业、旅游业带动服务业和制造业，其最终目的是使一切劳动产品、服务、资源走向“市场”，使其转化为经济盈利，促进农民增收。
3.促进“小农户”发展是衔接途径
“产业兴旺”是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小农户”要将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现代农业发展方式有机衔接起来，促进“小农户”的产业发展。在我国，“农户”一般指中国乡村农业生产的主体，是农业最基本的生产单位，一般是以农业生产和农业经营为主的农民家庭，以家庭为单位，是最小的农业生产和经济单位[6]。“小农户”是指小规模农户（small-scalefarmer），往往土地生产规模较小、种植农作物单一，农业劳动力主要是自给自足的家庭成员，他们生产的目的是满足家庭基本生活需要。“小农户”还体现在农户生产规模小和经济收入少，他们往往拥有一小片土地（土地规模小于10亩），是从事农业耕作的农民，当务农无法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需要之时，他们会选择不同的生计方式获得收益、补贴家用，比如手工业和小商品经营，或者辗转村外，进城务工，这部分群体也属于小农户。产业兴旺的主体就是“小农户”。朱启臻认为产业兴旺的基本主体职能是农户，因为农户有丰富的生产经验、高度的责任感、自觉性和灵活性，而且家庭范围内的经营能够降低成本，减少风险并获得高效益，他们是适合农业生产的有效组织形式[2]。
农户可以是“纯农户”，也可以是“兼业农户”，兼业农户一般是从事农业，也从事农业以外的非农业经营的农户[7]。小农户可以兼业农业、工业和手工业，兼业农户是“半工半农”户或是半生产半经营户。随着现代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兼业农户日益增多，他们身兼多职，身份经常转换，他们不仅在乡村务农，也往返于城乡二元结构之间进行非农经营，是“半生产半经营”户。此外，“产业兴旺”就是要推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衔接”是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的“并接”和“并置”，也是“三农”的现代化衔接，这种衔接离不开三种力量——国
家、市场和社会[4]。推进“小农户”“小农户”包括“兼业农户”包括村民、单纯务农户、半工半农户、手工业作坊户、自主或半自主经营户。把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衔接必然离不开国家的外嵌政策力量、市场化渠道的拓展以及农村内生环境的共同作用，只有将“国家、市场和社会”三者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发挥乡村农业、手工业、工商业的资源优势，实现“产业兴旺”。
篇二：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现状,经验及路径研究
Researchonmattersofruralsocialorganizationsunderbackgroundofruralrevitalizationstrategy作者：郝振荣[1]
作者机构：[1]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长春130000
出版物刊名：中共南昌市委党校学报
页码：62-65页
年卷期：2019年第3期
主题词：乡村振兴战略;农村社会组织;农民群体;农村基层政权
摘要：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农村社会组织既是政府和农民共同为乡村振兴而奋斗的重要调节器,又是农民之间共同为乡村振兴而奋斗的重要力量,还是我国农民群体能够积极参与到乡村振兴中的一个重要渠道.但是由于我国农村此前更加专注经济建设、农民传统思想观念对建立社会组织的积极性不高和农村行政职能过度扩张而导致农村社会组织发展空间受限等原因,农村社会组织发展缓慢.因此支持和鼓励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提高农民参与社会组织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深化农村基层管理体制改革为其提供发展空间是目前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社会组织发展的必然路径选择.
篇三：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现状,经验及路径研究
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文化振兴：价值、困境及对策作者：徐顽强，于周旭，徐新盛来源：《行政管理改革》2019年第1期
[摘要]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中，社会组织具有呼应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的作用，有益于基层社会治理的发展。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文化振兴可以在动力、资金和氛围上提供帮助。然而目前我国社会组织在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过程中，面临着定位模糊、治理低效和激励有限等困境。社会组织作为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主体，在乡村文化振兴中，仍有发挥作用的余地。
[关键词]社会组织；社会治理；乡村文化振兴；乡村振兴战略
[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1]近年来，我国乡村政治、经济都得到了快速发展，但乡村文化却相对落后。无论是乡村综合文化站的数量、古村落文化遗产的保护还是村民的文化素养，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文化生活的贫乏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三农”的发展。乡村文化振兴是根据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从传统农村向现代农村转变的目标，提供满足村民精神文化需求的文化活动和设施，培养具有较高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科技素养和专业职业技能的新型村民。
社会组织作为基层治理结构中的重要一环，被越来越多的专家和学者所关注。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内容包括参与乡村文化政策的制定、修改和评估；参与建设娱乐设施；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等。直接参与途径是承包政府购买的项目为村民提供产品或服务，间接参与途径是经由正式或非正式渠道，表达意见和主张以影响政府乡村文化振兴的决策和行为。部分学者从“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析框架中理解社会组织，认为社会组织是连接国家与社会的桥梁。[2]还有一部分学者从多元治理理论出发，强调应改变原有政府单一供给公共服务的模式。[3]然而研究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学者极少。学者们普遍认为在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过程中，政府应给予更多支持，[4]社会组织自身也应增强文化内生引领能力，[5]探索良性的运行机制。[6]现有研究多从微观角度分析某一个村或县的文化振兴，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而缺乏宏观的归纳总结。本文从宏观的视角总结了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必要性，从政府、社会组织以及社会等多个维度研究了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困境并提出相应的对策，试图丰富学界对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研究，推动社会组织的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一、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现实意义
（一）丰富乡村文化振兴的供给主体
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也逐渐呈现出多样化、个性化的趋势。受资源、能力以及利益等方面的限制，政府对于提供给村民多样化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呈现出供给不足或供需不平衡的现象。而社会组织的参与改变了以往以政府为主导的单一服务模式，拓宽了提供服务的渠道，以更有弹性的方式为村民提供文化产品或服务，弥补了政府在提供文化产品和服务时的缺陷。社会组织不同于政府，它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可以结合当地乡村文化背景、现状以及村民的偏好，提供更加具体和多元的文化产品和服务。
此外，村民作为乡村文化的直接受用者，对自己需要和渴望的文化活动有着最直接的体会，社会组织为村民提供了一个可以随时表达自己意愿的平台。村民一方面可以直接向社会组织表达自己的感受，将对文化设施和文化项目的意见直接反馈给相关主体；另一方面村民也可以选择加入适合的社会组织，直接参与到文化振兴的有关项目中来。
（二）夯实乡村文化振兴的物质基础
乡村文化建设相对落后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乡村物质条件匮乏，文化建设专项资金极其缺乏。虽然近年来，各级政府无论是在财政拨款还是在政策制度上都给予了乡村文化建设越来越多的扶持，但由于中国乡村面积宽广、人口众多再加上文化基础本身十分薄弱，所以尽管各级政府都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乡村文化振兴的脚步依然十分缓慢，乡村文化产品缺乏、文化事业建设落后、文化遗产保护不到位等问题在多数乡村都未得到解决。
社会组织非营利性的特征意味着它的资金并不用分配给组织成员，而是用于组织的发展和活动的开展，这使得社会组织能为村民提供更加物美价廉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从而减轻村民的经济负担，让文化成为村民“看得见、摸得着”的需求。社会组织公益性的特征使它能广泛汇集社会资金，让更多有志于振兴乡村文化、有公益心的人找到了捐助的渠道，放心地将资金捐助给社会组织。
（三）共建乡村文化振兴良好氛围
从乡村文化建设的性质和领域来看，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主体是多元的，需要基层党组织、基层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和村民共同合作，营造一个分工明确、体系完备的治理环境。社会组织的性质意味着它能在政府、市场和村民之间起到中介、协调和沟通的作用，从而提高各主体治理效率，完善乡村文化治理体系，共建乡村文化振兴氛围。
在传统的乡村文化建设中，政府起主导作用，村民被动参与，这种建设方式既单一又低效。从建设内容上来看，政府难以突破以任务为导向的模式为村民提供更加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从实施效率上来看，村民敷衍配合的态度严重拉低了文化振兴的进程。而社会组织的参与改变了这种格局。许多农村自发、传承性的社会组织其成员就是村民本身，它以一种来自村民、服务村民的方式，让村民成为乡村文化活动的设计者、组织者和参与者，这种身份能让村民更加深刻地了解到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性，提升村民参与文化建设的热情，使乡村文化振兴的理念深入村民心中，在乡村中形成一种重视科学文化、崇尚科学文化的良好氛围。
二、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困境分析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推动社会治理向基层下移，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打造一个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然而在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实际进程中，依然面临着重重阻碍，对于振兴乡村文化而言，社会组织更是道阻且长。
（一）定位模糊：乡村文化振兴中政社角色不明
继“政企分离”之后，“政社分离”如今也成为减轻政府职能的重要举措，然而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仍然有许多方面落实不到位。在乡村文化振兴中，政府和社会组织定位不分、角色不明会给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带来诸多困境。首先一点就是会导致社会组织的身份尴尬。在如今社会组织去行政化尚未完全实现的现实情况下，存在有某些社会组织与政府“互利共生”或是某些政府部门业务主管单位与相关社会组织形成利益联盟的现象。[7]原本应和政府保持着平等合作、买方与卖方关系的社会组织，不可避免地成为政府的“依附者”或是“下级部
篇四：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现状,经验及路径研究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管理的法律依据与规制研究
作者：沈伟民来源：《中国管理信息化》2019年第24期
[摘要]目前，我国社会治理中心下移，基层社会组织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管理能够为乡村振兴管理提供资金动力和人才保障，但现阶段社会组织参与管理的定位较模糊，治理效率低，相关立法建设滞后，参与工作的依据和保障不足。为此，应加强政府引导，为其提供政策支持，促进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管理的规范化发展。
[关键词]社会组织;乡村振兴;法律依据;规制
doi：10.3969/j.issn.1673-0194.2019.24.079
[中图分类号]D922.182.3;F323.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194（2019）24-0-02
0;;引言
社会组织在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承担着重要责任，但现有的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管理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相对匮乏，社会组织参与过程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从法律层面来讲，由于缺乏法律依据和法律保障不足，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管理的底气不足，为此，有必要对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管理相关法律依据进行研究，以期强化社会组织在乡村振兴管理中的积极作用。
1;;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管理的法律依据
1.1;法理学依据
从法理学层面来讲，首先，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管理是宪法赋予社会组织的基本权利，同时也是社会组织应该承担的基本义务。换句话说，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管理，是法律和政策要求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组织履行自身社会责任的重要体现。其次，制定法律最重要的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管理的宗旨在于提高乡村管理的公平性。农村社会组织与广大群众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收集社会组织的意见和建议，实际上也是从侧面掌握人民群众的发展情况。农民是乡村振兴的主体，农村社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这一主体发言，或为这一主体谋得更多的实惠。最后，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管理有助于保障广大农民的基本生存权和发展权，这与宪法精神相契合。社会组织在与乡村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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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沟通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很多农村社会组织都是农民自发的组织，组织存在就是维护广大农村居民的合法权益，因而社会组织也成为人权保障的重要维护主体。
1.2;现实法律依据
自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来，国家从法律层面制定了一系列乡村振兴的法律法规，同时也出台了各部门和各地方形成的引导性规范文件。党和国家为了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提高，逐渐丰富基层社会治理的形式，扩大其民主范围。但由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是一项复杂工程，单一依靠政府部门难以实现高效管理。而且，单一依靠政府治理的模式在实施过程中难免会带有行政化色彩，在管理过程中政府占据垄断和主导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社会个体参与，难以体现乡村振兴管理的公平性、民主性、公正性。社会组织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能够从不同的视角关注乡村振兴问题，充当政府和群众之间的连接者角色，有助于推进乡村振兴管理方法和模式创新。社会组织在乡村振兴管理中具有自由活動的权利，能够担当政府分配的各项责任和任务，有助于打破政府对资源的垄断，进而实现资源公平合理分配，提升乡村振兴管理效率。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社会组织不仅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参与者，更是确保乡村振兴管理的关键责任主体。
2;;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管理的法律规制现状
2.1;缺乏专门法律法规
目前，国家并没有针对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出台专门的法律，也没有对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予以明确的法律规定。虽然从法理学角度和现实法律依据来看，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管理是十分必要的，但在实际操作层面缺少细致的法律依据，必然会制约社会组织参与的积极性，影响管理效果。加之当前在乡村振兴管理过程中，很多工作都是以政府内部文件形式下发，但这些内部文件并不具备法律权威性，导致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管理的规范性依据不足。由于缺乏专门的法律法规，社会组织在开展工作时经常会面临困难，法律依据不足导致权威性不高，整个农村社会环境对社会组织的认可度偏低，社会组织的规模又相对较小，难以被广大群众所信服。
2.2;外部联动机制匮乏
从法律上明确社会组织参与农村管理的权利能够确保其“光明正大”地履行管理职责，或遇到管理问题时具有发言权，除此之外，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管理还需要得到制度层面的支持。尤其是当前我国乡村振兴政策的落实还要结合各地方的实际情况，地方在践行乡村管理时也会按照原有的乡村规约进行规制，将社会组织参与管理纳入乡村规约中，形成外部联动机制，这是优化乡村振兴管理、促进管理主体多元化的一个有效途径。但从现实中来看，在制度机制建设方面依然面临诸多问题。其一，监管机制不健全。正是由于相关法律规范缺失，政府相关部门在针对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管理监督过程中主要以内部的规范性文件为主，这些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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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性文件不具有法律效力。其二，外部指导机制欠缺。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管理，需不断提升自身的管理能力和水平，从政府角度来讲，应加强对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培养。现实中，由于政府相关部门缺少经验，对社会组织业务性指导不到位，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管理的作用难以充分发挥。其三，多部门协同机制欠缺。乡村振兴具体工作的落实需要多个部门共同参与，社会组织只是其中的一个主体，虽然赋予了社会组织乡村振兴管理的重要责任，但由于没有相应的联动机制，导致政府部门对社会组织发展和具体工作支持力度不足。
2.3;受到自身能力限制
在农村治理中，社会组织还属于新鲜事物，特别是在乡村振兴战略落实过程中，需要承担乡村振兴管理的社会组织多是农村社会组织，由于农村社会组织管理主体多以农民为主，同时农村社会组织发展的环境还相对较差，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组织的发展水平。农村社会组织主要由农民自发形成，在稳定性、规模化等方面存在一定欠缺，因而也容易被基层干部忽视，且许多农村组织建立的时间较短，参与管理的能力和水平一般，这也影响了社会组织自身参与乡村振兴管理的自信心，不能很好地履行自身权利和义务。此外，农村社会组织发展良莠不齐，很多农村社会组织更多是空架子，企业自身建设和发展水平都相对滞后，很难承担起社会活动重任，也很难在乡村政权管理中发挥作用。即便是一些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发展较好的社会组织，在具体工作开展过程中也很难做到面
篇五：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现状,经验及路径研究
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现状存在问题及对策建议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中，社会组织具有呼应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的作用，有益于基层社会治理的发展。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文化振兴可以在动力、资金和氛围上提供帮助。然而目前我国社会组织在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过程中，面临着定位模糊、治理低效和激励有限等困境。社会组织作为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主体，在乡村文化振兴中，仍有发挥作用的余地。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近年来，我国乡村政治、经济都得到了快速发展，但乡村文化却相对落后。无论是乡村综合文化站的数量、古村落文化遗产的保护还是村民的文化素养，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文化生活的贫乏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三农”的发展。乡村文化振兴是根据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从传统农村向现代农村转变的目标，提供满足村民精神文化需求的文化活动和设施，培养具有较高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科技素养和专业职业技能的新型村民。
社会组织作为基层治理结构中的重要一环，被越来越多的专家和学者所关注。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内容包括参与乡村文化政策的制定、修改和评估；参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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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设施；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等。直接参与途径是承包政府购买的项目为村民提供产品或服务，间接参与途径是经由正式或非正式渠道，表达意见和主张以影响政府乡村文化振兴的决策和行为。部分学者从“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析框架中理解社会组织，认为社会组织是连接国家与社会的桥梁。还有一部分学者从多元治理理论出发，强调应改变原有政府单一供给公共服务的模式。然而研究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学者极少。学者们普遍认为在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过程中，政府应给予更多支持，社会组织自身也应增强文化内生引领能力，探索良性的运行机制。现有研究多从微观角度分析某一个村或县的文化振兴，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而缺乏宏观的归纳总结。本文从宏观的视角总结了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必要性，从政府、社会组织以及社会等多个维度研究了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困境并提出相应的对策，试图丰富学界对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研究，推动社会组织的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一、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现实意义
（一）丰富乡村文化振兴的供给主体
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也逐渐呈现出多样化、个性化的趋势。受资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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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利益等方面的限制，政府对于提供给村民多样化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呈现出供给不足或供需不平衡的现象。而社会组织的参与改变了以往以政府为主导的单一服务模式，拓宽了提供服务的渠道，以更有弹性的方式为村民提供文化产品或服务，弥补了政府在提供文化产品和服务时的缺陷。社会组织不同于政府，它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可以结合当地乡村文化背景、现状以及村民的偏好，提供更加具体和多元的文化产品和服务。
此外，村民作为乡村文化的直接受用者，对自己需要和渴望的文化活动有着最直接的体会，社会组织为村民提供了一个可以随时表达自己意愿的平台。村民一方面可以直接向社会组织表达自己的感受，将对文化设施和文化项目的意见直接反馈给相关主体；另一方面村民也可以选择加入适合的社会组织，直接参与到文化振兴的有关项目中来。
（二）夯实乡村文化振兴的物质基础
乡村文化建设相对落后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乡村物质条件匮乏，文化建设专项资金极其缺乏。虽然近年来，各级政府无论是在财政拨款还是在政策制度上都给予了乡村文化建设越来越多的扶持，但由于中国乡村面积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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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众多再加上文化基础本身十分薄弱，所以尽管各级政府都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乡村文化振兴的脚步依然十分缓慢，乡村文化产品缺乏、文化事业建设落后、文化遗产保护不到位等问题在多数乡村都未得到解决。
社会组织非营利性的特征意味着它的资金并不用分配给组织成员，而是用于组织的发展和活动的开展，这使得社会组织能为村民提供更加物美价廉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从而减轻村民的经济负担，让文化成为村民“看得见、摸得着”的需求。社会组织公益性的特征使它能广泛汇集社会资金，让更多有志于振兴乡村文化、有公益心的人找到了捐助的渠道，放心地将资金捐助给社会组织。
（三）共建乡村文化振兴良好氛围
从乡村文化建设的性质和领域来看，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主体是多元的，需要基层党组织、基层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和村民共同合作，营造一个分工明确、体系完备的治理环境。社会组织的性质意味着它能在政府、市场和村民之间起到中介、协调和沟通的作用，从而提高各主体治理效率，完善乡村文化治理体系，共建乡村文化振兴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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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乡村文化建设中，政府起主导作用，村民被动参与，这种建设方式既单一又低效。从建设内容上来看，政府难以突破以任务为导向的模式为村民提供更加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从实施效率上来看，村民敷衍配合的态度严重拉低了文化振兴的进程。而社会组织的参与改变了这种格局。许多农村自发、传承性的社会组织其成员就是村民本身，它以一种来自村民、服务村民的方式，让村民成为乡村文化活动的设计者、组织者和参与者，这种身份能让村民更加深刻地了解到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性，提升村民参与文化建设的热情，使乡村文化振兴的理念深入村民心中，在乡村中形成一种重视科学文化、崇尚科学文化的良好氛围。
二、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困境分析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推动社会治理向基层下移，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打造一个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然而在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实际进程中，依然面临着重重阻碍，对于振兴乡村文化而言，社会组织更是道阻且长。
（一）定位模糊：乡村文化振兴中政社角色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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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政企分离”之后，“政社分离”如今也成为减轻政府职能的重要举措，然而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仍然有许多方面落实不到位。在乡村文化振兴中，政府和社会组织定位不分、角色不明会给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带来诸多困境。首先一点就是会导致社会组织的身份尴尬。在如今社会组织去行政化尚未完全实现的现实情况下，存在有某些社会组织与政府“互利共生”或是某些政府部门业务主管单位与相关社会组织形成利益联盟的现象。原本应和政府保持着平等合作、买方与卖方关系的社会组织，不可避免地成为政府的“依附者”或是“下级部门”。这种模棱两可地身份不仅使得社会组织在参与乡村文化振兴时很难准确地把握自己的目标、独立决策，也使得村民无法分清社会组织究竟是政府的“替代品”还是公益机构。
篇六：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现状,经验及路径研究
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治理：困境及路径摘要：社会资本是乡村治理的内生力量。转型期乡村关系网络中社会资本存量减少，信任动摇、规范乏力、关系网络松散等现实问题严重弱化了社会资本在破解乡村治理难题中的协同合作能力，阻滞了乡村治理步伐。因此，重塑社会资本需要培育乡土认同，夯实信任根基;整合规范、完善制度;重塑政府角色，再造乡村治理网络。
关键词：社会资本;乡村治理;信任;规范;网络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指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对美好乡村生活的需求与城乡社会发展不均衡的现实加剧了这种矛盾。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18%增长至2018年的59.58%，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同时，乡村衰落日益显现。乡村精英流失、乡村“空心化”、社会结构分层、规则体系断层以及现代文明的不断输入和渗透等都导致乡村社会资本大量流失，给乡村治理带来极大挑战。因此，探索适应新时代的乡村治理体系创新路径，实现乡村振兴，重塑乡村社会资本尤为关键。
一、社会资本与乡村治理的关系
学术界关于社会资本的内涵阐述诸多，其中帕特南的界定最具代表性，他指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由此，我们可理解为：社会资本是信任、规范、网络、参与、合作、互惠互助等要素的集合，而这些也正是推动乡村治理的基础性社会资源。因此，乡村社会资本与乡村治理在内涵上具有一定契合性。
但二者的关系应从社会资本的基本特性着手辩证理解。乡村社会资本强调以家庭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信任模式;以地缘为基础的情感认同;情大于理，人情规范高于社会契约。一方面，乡村社会资本强调血缘、亲缘和地域有助于建立信任根基，增强凝聚力，促进高度一致的利益共同体的建立等都对乡村治理中秩序维持、资源配置、道德教化等方面起着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传统的乡村社会资本忽视制度规范、排斥现代法治等对乡村治理产生消极影响，甚至会助长地方黑恶势力。文章即在此基础上对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治理面临的困境和路径进行探讨。
二、转型期乡村社会社会资本参与治理的现实困境
近年来，我国大力着手破除阻碍城乡社会发展的二元结构体制，呈现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伴随着转型期乡村社会变迁，乡村社会中以“信任、规范和关系网络”为核心的传统社会资本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弱化了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治理的意识、能力及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使得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治理的效果也大打折扣。
（一）信任动揺：参与意识与参与能力下降
乡村治理中，社会资本有效运行的前提和基础取决于“信任”，而影响信任基础建立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乡村社会人员的稳定性。
近年来，城镇化加速发展，为追求更好的就业、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条件，乡村居民大量涌入城市，导致乡村社会“空心化”尤为突出。加之，在国家“三农”利好政策的引导和支持下，许多乡镇企业借此发展起来，使得大量的人口流入农村，人员更新和流动性加速导致乡村社会原有稳定的人口结构被打破，“熟人”社会日益瓦解，冲淡了原本因血缘宗族关系而建立起来的信任根基。
信任根基的动摇直接影响了社会资本的参与意识与能力。社会资本参与意识的强弱和参与能力的高低取决于一定的利益导向与认知深浅。在信任薄弱的乡村社会，公众所掌握的信息极为有限，且信息不对称极为明显，有限的信任加之有限的信息获取量导致公众很难有效交流、运用和处理信息，因而导致参与意愿降低，参与动力不足，参与能力下降，参与行动被动且滞后。
（二）法制规范落后：参与结果和效果有限
帕特南曾说：“在一个相互熟悉、互动频繁、团结互助的社区，平等交换的规范和互信都不难建立。”在城乡融合进程中，原本相对封闭的乡村社会开放性和流动性日益增强，一部分人出去，另一部分人进来，地域和身份界限日益模糊。新加入的群体进入乡村社会之初即使本着有用原则和利益目的，一切以利益至上的功利主义原则取代了原本宗亲血缘关系下的日积月累约定俗成的“礼治秩序”，传统的道德禮俗等非正式规范逐渐失去了约束力。群体目标各异，乡土认同感和归属感不强，行动更难一致，参与效果的长期性很难保障，一些问题甚至反复出现。目前，我国乡村法制建设比较落后，缺少专项法律规范的指导和规范，法制观念淡薄，各种违法违规现象屡见不鲜，执法环境空白，法制教育缺失，现代社会资本的运行缺乏法律规范的保障，制约着社会资本的参与。
（三）关系网络松散：参与广度与深度受阻
乡村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人员重构导致原生态的乡村社会关系被冲散的支离破碎，相互间交往减少，生疏感和隔阂增多，社会人情关系淡薄，关系网络不紧密自必会削弱参与的效果。
在新型城镇化的推动下，城乡地域空间界限日益模糊，出现诸多的城乡结合部，乡村场域网络由封闭转向开放。大量的乡村精英走向城市，大多行动不便或是文化程度较低的被留在乡村，而一部分目的性明确的“经济理性人”走进乡村，这两类群体很难在意识和行动上达成共识，彼此之间人情淡薄，“经济理性”日益占据了“人情关怀”。而在松散的关系网络中，“经济理性”导致相互间的凝聚力不强，信息共享更为困难，信息的传播渠道不畅，信息不对称导致参与治理的成本加大，势必会影响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使得多数人在利益的驱动下浅尝辄止，不利于促进协同合作。
三、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
（一）心理基础：培育乡土认同，夯实信任根基
乡村社会资本是指：村民之间、村民与村庄领袖、组织之间的信任和合作的关系网络。首先，横向来看，当前村庄“空心化”的严峻现实，现有的关系网络主要由老人、儿童和妇女组成，较为消极被动，关系网络较为松弛。其次，纵向来看，由于乡村精英的流失，村民对基层领导干部的决策抱有质疑和观望的态度，干群矛盾难以有效调和，很难形成合力。
乡土认同感是指：人们由于共同的生长环境、生活习惯、价值观和行为规范而建立起的对村庄共同体的情感认同，是维系社会资本有效运行的关键，是乡村治理的内生力量。如果村民缺乏对村庄的主观认同感，不认为村庄是“我的村庄”，出现与己无关，或是抵制、对抗等情绪，那么横纵向网络就不能有效联结，也不能产生促进乡村治理的持久动力。
篇七：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现状,经验及路径研究
乡村振兴视域下健康乡村的内涵、建设现状与路径选择
作者：张检何中臣唐贵忠来源：《重庆行政》2020年第03期
新时期我国医药卫生事业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农村居民的健康需求逐渐呈现出多元化、综合化，而现阶段我国农村卫生与健康资源配置与利用效率整体偏低，由此直接阻碍了乡村居民健康素质的提升和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1]。健康乡村项目作为解决农村环境与健康问题的综合策略，根据十九大报告的有关精神，推动健康乡村建设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更是推动农村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抓手[2]。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明确提出“推进健康乡村建设”，于2020年6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中同样指出“国家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建设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健康社区”。据此，本文对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健康乡村建设的现状及路径展开探讨，以期为解决农村卫生与健康问题、助推乡村振兴的实现提供政策参考。
一、健康乡村的内涵
1989年，世界卫生组织首次提出“健康村”概念，将其定义为：具有较低传染病发病率，人人享有基本卫生设施和服务，社区和谐发展的农村[3]。2008年，衛Ⅺ项目即“世行贷款/英国赠款中国农村卫生发展项目”开始在国内展开，项目结合我国国情将健康村定义为：具有卫生安全的物质和生活环境、良好的健康意识和生活方式、疾病得到较好的预防和控制，能在保护和促进村民健康方面可持续性开展工作的行政村[4]。而新时代下，健康乡村的概念早已突破了医学的范畴，其要素在涵盖医疗服务、疾病防控、人居环境整治、健康教育等传统健康领域的基础上，外延至资源保护、污染治理、社会保障、劳动力转移就业、农村康养产业等领域。
综上，笔者基于我国现阶段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需要，对健康乡村的内涵在广度和深度上进行了延伸，将其定义为：从乡村规划、建设到管理多角度体现“以人的健康为中心”，具备健康人群及促进人群健康发展的健康环境和健康社会，并以“健康”为生产要素推动生态、生产、生活系统全面协调发展的乡村有机整体。
二、国内典型地区的健康乡村建设模式比较
自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健康村”概念以来，国内有部分省市相继开展了类似的创建活动，如：北京市的“健康促进示范村”创建活动（2005）、上海市的“百万农民健康促进行动”（2006）、江苏省的“农民健康工程”活动（2006）等，开创了我国健康乡村建设的先河。2008年，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在‘村村卫生村’基础上，积极推进健康村建设
工程”。同年，“健康村探索与创建”作为卫Ⅺ项目重点工程之一在江苏省海门市、重庆市九龙坡区、青海省大通县等项目地区广泛开展，在纳入卫Ⅺ项目的745个行政村中，截止2013年底，共有468个行政村达到建设标准并通过验收。2013年，应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推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创建美丽乡村”要求，我国于全国范围内陆续开展“美丽乡村”建设工作，并形成了适合不同区域发展、兼具区域特色的“美丽乡村”创建模式，如“安吉模式”“猴坑模式”等[5]。见表1。
三、健康乡村建设进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理论研究缺失，研究视角和主体立场单一
学界对于健康乡村的研究目前还处于萌芽阶段，整体上还比较碎片化、零散化。研究内容上，文献大多数都是描述型案例分析和居民健康现况调查，缺乏典型经验比较和建设路径探索，更缺乏在案例分析基础上对一般化抽象规律的提炼。从学科视角看，文献多以健康教育、医疗服务、疾病防控、人居环境整治等单一学科角度展开分析，缺乏多学科综合视角的研究。而从主体立场看，文献中有关观点及政策建议，多是站在政府和学者的立场上提出，缺乏基于基层干部和村民视角的调查与研究。
（二）工作机制不健全，健康治理模式局限
政府内部各部门间合作度低，企业与社会组织参与度低，卫生与健康部门单打独斗始终是阻碍健康乡村建设推进的关键瓶颈。资金保障上，健康乡村建设资金尚未将其纳入市、区两级财政预算，未形成固定的拨款方式，缺乏项目资助、企业捐款的良性机制，卫生筹资渠道狭窄和资金总量不足并存[6]。同时，社会资本的参与力度远远不够，这也折射出民营企业进入农村健康领域可能面临着较大的障碍。运行机制上，缺少全国或区域统一的健康乡村建设规划引领，评价指标与监督体系也正在探索构架中。
治理模式上的局限同样制约着健康乡村建设的开展。伴随农村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慢性病患病人口攀升、医疗费用高涨和居民疾病谱改变，居民健康服务需求尤其是对优质健康服务的需求迫切且巨大，传统的以改善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服务为重心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模式显然已不再适用。
（三）健康资源转换增值受阻，健康产业发展缓慢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其寓意是运用科学合理的要素转换方式，可实现健康资源与经济发展间的互换增值。但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卫生与健康工作总是割裂了健康资源与产业经济间的辩证关系，重视农村卫生资源和要素的投入与配置，忽视了将农村自然生态优势、特色中医药医疗服务、养生文化等健康资源作为生产要素带动农村融合型健康产业的突破发展。
（四）建设主体的自主性与创造性不足
我国健康乡村建设的进程中，通常采用政府推动，由所在区域行政部门创建健康乡村建设领导小组，以项目为龙头，进行统一的组织、倡导和协调，这种自上而下的建设体制有利于目标分解、层层落实，但也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基层组织及居民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基层组织只是执行上级交办的任务，居民也只是完成行政任务的行政工作对象，“主人翁”意识大打折扣。
四、乡村振兴视域下健康乡村建设的路径选择
（一）深入新时代健康乡村的理论研究
针对健康乡村建设进程中的存在的困境和现有研究的不足，建议政府及相关部门从健康中国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全局出发，组织并扶持专业研究队伍及人员系统地开展健康乡村理论研究。运用多学科视角，在深入的理论探索和对微观主体特别是村民的充分调查的基础上，厘定健康乡村的基本概念及外延，梳理健康乡村的内在发展规律，厘清健康与生态系统、生产系统和生活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夯实健康乡村建设的理论基础。
（二）建立健全“四位一体”战略保障机制
健康乡村建设作为一项涉及多领域的长期工程，应尽快建立健全涵盖组织管理体系、资金保障体系、人才支撑体系和评估考核体系的“四位一体”战略保障机制。见图1。
宏观上，建议研究推进健康乡村建设立法，建立健康乡村领导机构，全局层面统筹协调。加大政府财政对农村健康总投入的同时，设立健康乡村建设专项基金。在社会资本准入范围和投资环境上进一步优化，争取国内外项目资金，引导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健康乡村建设，弥补政府在技术支持和资金籌集等方面的局限。创新落实健康乡村人才培育引进使用机制，建立有效的动力机制和激励机制，破解“人才瓶颈”的制约，汇聚全社会力量共同投身健康乡村建设。
区域范围上，各地应建立区域健康乡村建设领导小组，成员所属领域除卫生与健康、财政、环保、教育、宣传、人社、基建等部门外，还应包括企业、社会组织、基层干部和村民代表，打破条块分割的“行政孤岛”。实施严格有效的考核奖惩制，激活内力，推动建设进程优质高效运行。依据区域地理和发展阶段特征，以问题为导向，研究编制因地制宜的健康乡村建设规划，并纳入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实行目标责任制管理，强化落实。
（三）构建“五领域一中心”健康治理模式
通过健康乡村健康治理模式的构建，实现健康资源的有效配置，以最大限度地满足居民的健康需求，促进农村卫生与健康事业同农村产业经济的齐步发展。为此，构建“以培育健康人
群为中心，营造健康环境为前提，优化健康服务为基础，促进健康文化为纽带，发展健康产业为突破”的“五领域一中心”健康治理模式。如图1。
1.培育健康人群。“人人享有健康”是“健康中国”与“健康乡村”的共同价值诉求。健康人群的特征包括身心健康和社会状态良好两个层面，前者可通过提高农村健康服务与保障水平而获得，而后者更倾向于通过文化渲染、促进增收和改善民生予以实现[7]。
2.营造健康环境。面对不容乐观的农村生态现状，应彻底切断牺牲农村生态换取经济发展的恶性链条，实施严格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尤其在垃圾分类处理、农药化肥污染整治、天然林保护等突出问题上加强技术与模式创新，完善多维机制，杜绝恶化，推动农村生态治理体系建设。
3.优化健康服务。从扩大农村健康服务供给总量和优化供给结构两方面提高健康服务水平。扩大供给总量应以扩大有效供给和优质供给为重心，优化供给结构应以改善健康服务的消费结构、投入要素和产业结构为抓手，推动健康服务模式由“以疾病防治为中心”向“综合健康管理”转变。
4.促进健康文化。提升农村居民健康素养，统率居民健康行为，关键在于加强健康文化建设，其主要手段是健康教育[8]。基层医疗机构和学校作为健康教育最直接、最重要与最理想场所，应在服务和教育的各阶段，渗透健康知识、健康观念和健康行为的相关内容，构建多元化的健康教育模式。针对农村弱势群体和流动人口健康教育薄弱的问题，则需要着重开展专项健康教育计划[9]。
5.发展健康产业。“大健康时代”催生的“大健康产业”为农村传统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居民健康消费需求的升级提供了重要机遇。各地政府应加强政策引导，尽快补齐农村公共交通、水利、居住条件等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的短板，构筑健康产业融合发展的政策环境与现实基础[10]。结合乡村发展规划和特色，引入市场化机制，发展“健康+旅游”“健康+养老”“健康+教育”等融合型健康产业，促进健康与经济的良性循环[11]。
（四）重塑建设主体的主体意识
农村居民是健康乡村建设的主体，村民小组、学校、农企、合作社和家庭作为居民广泛参与健康乡村建设的极好平台，应积极推进“健康村民小组”“健康企业”“健康家庭”等“健康细胞”建设工程，以营造建设氛围并构筑健康乡村的微观基础[12]。同时，加大对宣传教育资金的投入，利用宣传栏、文化墙、广播等多样化的宣传方式，结合社交软件、媒体、乡村文化网站等现代传媒技术，带动居民主体意识的形成。此外，对有基础及条件发展区域特色健康产业的农村，在引导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同时，要使居民充分认识到“健康”与“经济”间的互换增值链，变“要你健康”为“我要健康”，激发其投身建设健康乡村的内生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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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钟学丽
篇八：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现状,经验及路径研究
结语综上所述在新时代发展的背景下深刻认识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性领悟科学发展内涵加快乡村振兴的发展步伐必须从我国农业文明发展的历史特征出发加快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建设力度努力实现我国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这对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现实意义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
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路径及策略研究
作者：隋林材来源：《装饰装修天地》2019年第12期
摘;;要：社会经济的发展，加快了城乡经济的整体发展步伐。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要内容，也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战略任务。本文就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路径及策略展开探讨。
关键词：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策略
1;引言
城乡一体化发展是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点，但是，乡村经济的提升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我国在发展过程中，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可以更全面的解决三农问题。因此，需要通过适当的途径及策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强农村执政基础，强化农业产业的生产经营及服务性质。
2;乡村振兴的内涵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2018年1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容，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目标及重点任务。
3;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1）乡村振兴是厚植中华文明根基、实现中华现代文明的需要。众所周知，我国拥有着历史悠久且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是名副其实的农业大国。正是在这种历史悠久的农业文明基础之上，我国的农耕文明呈现出民族多元化、多样化、民族性以及历史传承性的特点。因此作为农耕文明的重要发展之地的农村地区，蕴含着中国民族伟大的精华思想，是中华文明的根基，也是实现中华现代文明的需要。（2）乡村振兴是实现城乡、区域和人的均衡发展的必要条件。中国经历了现代化的工业洗礼、改革开放的发展，并没有让中国的广大的乡村农村富足起来，农村占据着我国绝大多数的人口和区域面积，与城市的发展存在明显的“不平衡和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我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巨大难题。其中农村发展落后，农民生产力水平不高是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首要因素。因此，大力发展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村优先发展”的初心，才能确保城乡发展一体化，实现中国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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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路径
4.1;创新农村体制
农村体制的创新能够使得农业结构得到改善，使得相关工作人员能够深入改革工作中，增强农业发展活力。在对农村体制进行创新的过程中，需要对其中的经营权进行实行，使得农民能够利用土地改革制度增强农村整体经济效益。政府的需要对乡村集体经济进行改革，对农村土地承包关系进行确定，使得农民的稳定收益能够提升。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需要保护农村土地资源，增加资本投入，使得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能够达到新时代发展的要求。
4.2;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来实现乡村振兴
当今时代己经进入工业革命4.0，大数据、互联网+等广泛融入人们的生产生活。实现乡村振兴，就需要将这些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和农业有机结合起来，将现代生物技术、基因技术、信息技术、耕作技术、喷灌技术等注入到农业生产的每一个环节，构建起现代农业生产体系、产业体系、经营体系，延长产业链，融入供应链，提升价值链，同时新技术的运用还可以有效的降低农业面污染的问题。同步引入现代企业制度，组建各类形式的农业企业、农业合作社等组织，发展农业证券、保险，扶持高科技农业企业。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整优化农业结构，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减少低效和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农业供给质量和效率，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真正使中国经济发展由数量型迈向质量型，由农业大国转变为农业强国。
4.3;引入先进文化活动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并不仅仅是依靠农业产业的加强，还需要使得农村文化得以更新，使其能够跟上现代化文化的发展步伐。加强文化教育质量也是振兴乡村的重要方式，因此，政府需要对乡村文化教育工作进行改善，实现教育创新，使得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能够从根本上提升整体质量。政府需要引入先进文化活动，建设乡村艺术馆、村民活动大院及村民文化大院等公共文化场所，使得农村居民能够开展文化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社会风气能够得以改善，提供人才支撑，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条件。
4.4;抓住核心因素，让关键要素充分流动
要想实现好乡村振兴战略，就要切实抓好核心，让农村的“人力、物力、财力”等关键性要素充分地涌動起来。首先，加快推动农业人口转移的速度，不断加大城镇化建设的力度，鼓励农民返乡，加入到乡村振兴的战略中来，支持广大大学生回乡创业;其次，根据现阶段农村土地发展的实际情况，不断创新改革农村的土地制度，加强对农村公益性集体建筑用地的投入与建设，服务农村;最后，要从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出发，鼓励外来资本积极下乡，引导这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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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积极投入到乡村振兴的建设中来，进而推动乡村的资本增值，推动乡村的进一步发展。除此之外，乡村振兴还可以积极依靠广大社会、科技、市场的力量，激发乡村发展的动力。
4.5;建立现代乡村治理体系
任何战略的实施都需要以相关的体系作为基础，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需要建立现代乡村治理体系，使得战略的实施有所依据。在传统的乡村治理过程中，农村居民的法律意识淡薄，政府在开展治理工作的过程中，方式及水平都达不到治理要求。因此，需要通过建立现代化治理体系达到战略实施要求。在实际开展治理工作的过程中，需要保证公共事务的透明化，对社会人才进行引进。还需要做好文化建设及生态环保等工作，完善乡村治理内容。
4.6;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
农民占据着国家的绝大多数人口和生活区域，要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坚持实现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而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亿万农民的共同努力，因此需要积极调动广大农民奋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在乡村，一是可以建设一支爱农村、懂农村的强大工作队伍，然后在工作过程中，将乡村工作做细做实，切实贯彻乡村振兴的重要战略;二是坚持一切为了广大农民，从农民立场出发，让广大农民成为乡村战略发展的直接受益者，让农民能看到希望，让农村成为和谐稳定发展的乐园。
5;新时代乡村振兴策略
在对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过程中，需要创新实施理念，政府要让村民加入到农村产业发展过程中。理念的创新要求相关人员规范自身的思想及行为，使得乡村振兴战略的效用得以体现。为了使得战略实施达到高效性，减少其中的问题，就需要对其进行精心谋划，还需要对其进行试点工作。政府可以建设田园综合体，在开展种植业的过程中保证生态环境的优化。还需要以乡村振兴的制度建设作为基础，使得策略的实施有足够的硬性保证。
6;结语
综上所述，在新时代发展的背景下，深刻认识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性，领悟科学发展内涵，加快乡村振兴的发展步伐，必须从我国农业文明发展的历史特征出发，加快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建设力度，努力实现我国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这对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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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九：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现状,经验及路径研究
受到自身能力限制在农村治理中社会组织还属亍新鲜事物特别是在乡村振兴戓略落实过程中需要承担乡村振兴管理的社会组织多是农村社会组织由亍农村社会组织管理主体多以农民为主同时农村社会组织发展的环境还相对较差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组织的发展水平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
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管理的法律依据与规制研究
作者：沈伟民来源：《中国管理信息化》2019年第24期
[摘要]目前，我国社会治理中心下移，基层社会组织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管理能够为乡村振兴管理提供资金动力和人才保障，但现阶段社会组织参与管理的定位较模糊，治理效率低，相关立法建设滞后，参与工作的依据和保障不足。为此，应加强政府引导，为其提供政策支持，促进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管理的规范化发展。
[关键词]社会组织;乡村振兴;法律依据;规制
doi：10.3969/j.issn.1673-0194.2019.24.079
[中图分类号]D922.182.3;F323.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194（2019）24-0-02
0;;引言
社会组织在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承担着重要责任，但现有的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管理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相对匮乏，社会组织参与过程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从法律层面来讲，由于缺乏法律依据和法律保障不足，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管理的底气不足，为此，有必要对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管理相关法律依据进行研究，以期强化社会组织在乡村振兴管理中的积极作用。
1;;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管理的法律依据
1.1;法理学依据
从法理学层面来讲，首先，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管理是宪法赋予社会组织的基本权利，同时也是社会组织应该承担的基本义务。换句话说，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管理，是法律和政策要求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组织履行自身社会责任的重要体现。其次，制定法律最重要的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管理的宗旨在于提高乡村管理的公平性。农村社会组织与广大群众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收集社会组织的意见和建议，实际上也是从侧面掌握人民群众的发展情况。农民是乡村振兴的主体，农村社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这一主体发言，或为这一主体谋得更多的实惠。最后，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管理有助于保障广大农民的基本生存权和发展权，这与宪法精神相契合。社会组织在与乡村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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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沟通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很多农村社会组织都是农民自发的组织，组织存在就是维护广大农村居民的合法权益，因而社会组织也成为人权保障的重要维护主体。
1.2;现实法律依据
自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来，国家从法律层面制定了一系列乡村振兴的法律法规，同时也出台了各部门和各地方形成的引导性规范文件。党和国家为了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提高，逐渐丰富基层社会治理的形式，扩大其民主范围。但由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是一项复杂工程，单一依靠政府部门难以实现高效管理。而且，单一依靠政府治理的模式在实施过程中难免会带有行政化色彩，在管理过程中政府占据垄断和主导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社会个体参与，难以体现乡村振兴管理的公平性、民主性、公正性。社会组织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能够从不同的视角关注乡村振兴问题，充当政府和群众之间的连接者角色，有助于推进乡村振兴管理方法和模式创新。社会组织在乡村振兴管理中具有自由活動的权利，能够担当政府分配的各项责任和任务，有助于打破政府对资源的垄断，进而实现资源公平合理分配，提升乡村振兴管理效率。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社会组织不仅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参与者，更是确保乡村振兴管理的关键责任主体。
2;;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管理的法律规制现状
2.1;缺乏专门法律法规
目前，国家并没有针对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出台专门的法律，也没有对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予以明确的法律规定。虽然从法理学角度和现实法律依据来看，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管理是十分必要的，但在实际操作层面缺少细致的法律依据，必然会制约社会组织参与的积极性，影响管理效果。加之当前在乡村振兴管理过程中，很多工作都是以政府内部文件形式下发，但这些内部文件并不具备法律权威性，导致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管理的规范性依据不足。由于缺乏专门的法律法规，社会组织在开展工作时经常会面临困难，法律依据不足导致权威性不高，整个农村社会环境对社会组织的认可度偏低，社会组织的规模又相对较小，难以被广大群众所信服。
2.2;外部联动机制匮乏
从法律上明确社会组织参与农村管理的权利能够确保其“光明正大”地履行管理职责，或遇到管理问题时具有发言权，除此之外，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管理还需要得到制度层面的支持。尤其是当前我国乡村振兴政策的落实还要结合各地方的实际情况，地方在践行乡村管理时也会按照原有的乡村规约进行规制，将社会组织参与管理纳入乡村规约中，形成外部联动机制，这是优化乡村振兴管理、促进管理主体多元化的一个有效途径。但从现实中来看，在制度机制建设方面依然面临诸多问题。其一，监管机制不健全。正是由于相关法律规范缺失，政府相关部门在针对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管理监督过程中主要以内部的规范性文件为主，这些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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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性文件不具有法律效力。其二，外部指导机制欠缺。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管理，需不断提升自身的管理能力和水平，从政府角度来讲，应加强对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培养。现实中，由于政府相关部门缺少经验，对社会组织业务性指导不到位，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管理的作用难以充分发挥。其三，多部门协同机制欠缺。乡村振兴具体工作的落实需要多个部门共同参与，社会组织只是其中的一个主体，虽然赋予了社会组织乡村振兴管理的重要责任，但由于没有相应的联动机制，导致政府部门对社会组织发展和具体工作支持力度不足。
2.3;受到自身能力限制
在农村治理中，社会组织还属于新鲜事物，特别是在乡村振兴战略落实过程中，需要承担乡村振兴管理的社会组织多是农村社会组织，由于农村社会组织管理主体多以农民为主，同时农村社会组织发展的环境还相对较差，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组织的发展水平。农村社会组织主要由农民自发形成，在稳定性、规模化等方面存在一定欠缺，因而也容易被基层干部忽视，且许多农村组织建立的时间较短，参与管理的能力和水平一般，这也影响了社会组织自身参与乡村振兴管理的自信心，不能很好地履行自身权利和义务。此外，农村社会组织发展良莠不齐，很多农村社会组织更多是空架子，企业自身建设和发展水平都相对滞后，很难承担起社会活动重任，也很难在乡村政权管理中发挥作用。即便是一些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发展较好的社会组织，在具体工作开展过程中也很难做到面
面俱到。
3;;加强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管理的法律建设与制度建设
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管理符合现实需要，为充分发挥其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一是要进一步完善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管理的法律法规，为其参与管理提供依据，提升其参与管理的严肃性;二是要完善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管理的制度机制，加强监督机制、指导机制、联动机制等建设，为社会组织参与管理提供助力;三是加强对农村社会组织的培育，提升其参与管理的能力，增强社会组织参与管理的内源动力。
3.1;以现实为依据完善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管理的法律法规
法律规范是社会组织活动的基本依据，社会组织在参与乡村振兴管理过程中也需要相应的法律规范作为保障。法律法规建设可从两方面出发：其一，进一步明确社会组织参与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和乡村振兴的法律地位，明确其参与的边界范围和享有的知情权、表决权等，各地也可结合实际，赋予不同社会组织个性化的管理权利;其二，在法律条文中增加规范社会组织行为的描述，引导社会组织在乡村振兴管理过程中自觉规范自身行为，更好地服务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简言之，国家应该尽快制定社会组织发展的相关法律条文，明确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管理的地位运行机制、承担责任权利事项日常活动等，只有明确上述内容，社会组织才能大胆地在乡村振兴管理中发挥作用，且能够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表达诉求，为乡村基层管理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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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形成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管理的多方联动机制
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管理，一般都是受政府委托，在具体工作开展过程中，社会组织更多是以社会主体的形式来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但当前乡村振兴战略落实还面临着非常复杂的外部环境，因此，仅仅依靠社会组织力量难以达到理想效果。这就需要政府既要重视社会组织在乡村振兴管理中的作用，也要根据社会组织实际需要构建包含政府在内的合作机制，形成以政府为主导，社會组织和其他相关部门共同参与的联动机制，以确保社会组织在乡村振兴管理具体工作推进过程中能够更为顺畅。同时联动机制建设必须确保各个参与主体有明确的分工，各主体之间能够各司其职，且相互配合，以乡村振兴为共同的奋斗目标。
3.3;在政府的引导下加强社会组织自身建设
在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依据与制度建设的基础上，社会组织在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还应该不断完善自身，积极转变意识，履行其参与乡村管理的职责，并能够在政府的引导下，不断提升社会组织的活动能力。同时，地方政府也要从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发展的实际角度出发，为社会组织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提升社会组织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和地位，不断增强社会组织的信誉度和权威性，使社会组织真正成为乡村振兴实施过程中的重要主体，通过社会组织自身的表现，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政府在加强社会组织引导建设过程中，还应该对社会组织予以一定的业务培训，对培训合格的社会组织给予大力支持，对没有达到合格标准的社会组织应该给予清除。此外，提升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管理准入门槛，确保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管理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4;;结语
虽然当前国家非常重视社会组织在推动农村经济改革中的作用，但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管理的实际作用并未明显。为此，我国有必要从乡村振兴管理的目标出发，围绕这一核心问题，从法律层面明确社会组织的责任与权利，从制度层面为其提供支持和保障，从自身层面鼓励其不断成长和发展，多措并举，提升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管理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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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十：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现状,经验及路径研究
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路径及策略研究作者：吴利军来源：《农业开发与装备》2019年第9期
吴利军
（四川亚峰律师事务所，四川成都610000）
摘要：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是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落实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要要求。为深入理解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必须要深入了解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发展的现实问题，由此细致化分析新时代乡村振兴在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社会发展、环境整治等方面暴露的问题。同时，针对这些问题，就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路径，分别从经济振兴——做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实现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政治振兴——提高村民民主意识、完善民主自治法律法规、严格村民选举程序；文化振兴——注意挖掘本地农村特色文化资源、注意保护乡村原貌、做好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社会振兴——持续推进城镇一体化建设、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环境整治——以法律的形式维护民众的生态权益、统筹整合农村资源优势、倡导绿色农业消费意识等几个方面做出探索尝试。以实现新时代新农村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关键词：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实施路径
1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要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深入理解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才能科学制定战略规划，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1]
乡村振兴战略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升华版，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比，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容更加充实，逻辑递进关系更加清晰，为在新时代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指明了方向和重点。
这具体体现在：产业兴旺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石。发展现代农业是产业兴旺最重要的内容，一方面，要大力发展以新型职业农民、适度经营规模、作业外包服务和绿色农业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农业；另一方面，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促进农业产业链延伸，为农民创造更多就业和增收机会。
生态宜居是提高乡村发展质量的保证。其内容涵盖村容整洁，村内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完善，以保护自然、顺应自然、敬畏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纠正单纯以人工生态系统替代自然生态系统的错误做法，等等。它提倡保留乡土气息、保存乡村风貌、保护乡村生态系统、治理乡村环境污染，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乡村人居环境绿起来、美起来。[2]
乡风文明是乡村建设的灵魂。乡风文明建设既包括促进农村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事业发展，改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又包括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遵规守约、尊老爱幼、邻里互助、诚实守信等乡村良好习俗，努力实现乡村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融合；还包括充分借鉴国内外乡村文明的优秀成果，实现乡风文明与时俱进。
治理有效是乡村善治的核心。治理越有效，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效果就越好。为此，应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深化村民自治实践，建设平安乡村。[3]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有效协调农户利益与集体利益、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确保乡村社会充满活力、和谐有序。
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目标。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效果要用农民生活富裕程度来评价。为此，要努力保持农民收入较快增长，持续降低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不断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让广大农民群众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向着共同富裕目标稳步前进。
2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发展的现实问题
2.1经济发展暴露的问题
2.1.1农业产业发展低迷不前，产业融合受多要素经营主体的限制。其一，农业产业管理僵化、规划缺失。管理僵化，办证难、用地难的问题突出，各部委不能一站式的解决这些问题，严重制约农业产业融合的发展速度。规划流失，生产导向突出，消费导向不足。更多政策倾斜在农业生产方面，而从市场开发角度融合产业发展的扶持不足，影响到整个产业水平的提升。其二，农业产业融合受多要素资源的限制。实现农业产业融合发展，往往需要协调多条件因素，像是人、财、物等资源都要规划到位。但是，就当前情况来看，农村地区留不住人、基础设施配置不全等问题较突出。即使幅员辽阔的建设用地，因国土资源部规划用地要求的严格性，而导致很多项目计划流产。[4]
2.1.2农业市场竞争力差，农产品供求不对等问题突出。其一，国际市场竞争力羸弱。近些年，国内粮食产量逐年攀升。与此同时，进口粮食总量也在持续增加，这样的同比增长关系是不正常的。这样的问题源于，土地资源少，人工成本高，粮食价格比较国外要高很多。这样持续下去的话，国内粮食势必会出现过剩的情况。其二，供需农产品严重不对等。随着居民消费水平的不断提升，绿色、安全、优质农产品的市场诉求更为突出，以前居民“吃得饱”慢慢向“吃得好”转变。但是，与民众消费不匹配的农产品供给体系，严重不切合市场的供需要求，导致大批量的国外农产品进口，而国内产品过剩，形成不利于农业产业发展的恶性循环。5
2.1.3涉农金融服务体系滞后，滞缓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其一，金融服务机制不健全农业经济发展的金融需求大，而涉农金融服务项目严重不足。尤其在信贷额度、条件、期限等等方面，与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严重不符，导致涉农产业融资难的问题更为突出。此外，非正规的金融机构，起步晚、发展慢、势力差，加上管理不规范，易滋生放高利贷、非法集资等等问题，影响到农村地区信贷市场的安全稳定。其二，金融创新和服务意识差。多数涉农金融机构，市场紧迫感不强，创新和服务意识较差，导致涉农开发的金融产品不多。另外，农村金融服务需求差异性大，单一一成不变的营运模式，不能满足农业产业发展多元化的创新需求。
2.1.4农村土地的利用率低，小块经营与现代化需求矛盾突出。其一，土地利用率低。农村土地资源规划大而全，实际用的具体细节缺失，导致落实起来难度大，专项规划性不强，使着规划与经营不能同步。其二，小块经营与现代化需求矛盾突出。当前土地的分配管理，“分级切块”的均田模式为主，必然导致单户经营的土地小而分散，不利于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广。更严重的是，伴随工业化、城镇化推进，城市务工人员增多，闲置的土地以粗放经营管理，导致产出效益极低，而影响到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篇十一：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现状,经验及路径研究
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培育路径探索——江苏杉荷园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案例陈艳;刘志凌【摘要】如何让社会资本与农民的利益紧密联系起来,是实现社会资本成功投资乡村振兴的关键,社会资本进入农业需要关注适宜的产业选择与定位、紧密的产民利益联结机制、领头人吃苦耐劳的精神与宽广的农民企业家情怀等方面的问题,政府还需从推进农业投入立法、创造良好的农业投资环境、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和建立土地流转风险保障金制度等方面做好保障.【期刊名称】《江苏农业科学》【年(卷),期】2018(046)021【总页数】4页(P341-344)【关键词】社会资本;乡村振兴;模式;培育路径【作者】陈艳;刘志凌【作者单位】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江苏南京210013;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江苏南京210014;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江苏南京210013【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F323.9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
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最为突出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最为突出的不充分是农业发展的不充分。因此，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必然选择。农业作为重要基础性产业迎来了新一轮巨大的发展机遇，也刺激了社会资本和工商资本开始涌入城镇周边农村地区投资开发现代农业项目。这些资本带来的创新思路和做法，让农业变得多姿多彩，并兼具利益驱动。如何让各类资本与农民的利益紧密联系起来，实现资本与农业农村发展共赢，实现产业兴旺农民富裕，这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本研究对江苏杉荷园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运营模式、特征与启示等进行剖析，试图为民间资本参与乡村振兴探寻一种可靠的模式或一条可复制的培育路径。1社会资本投资农业文献回顾社会资本对农业生产具有降低成本、减轻贫困、提高生产效率的作用。目前，国内外对社会资本投资农业的研究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4类：一是社会资本对农业生产信息获取的影响。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可以拓宽农业生产者对农业生产信息的获取渠道[1]，农业生产者所能接触到的人员结构越复杂，农业生产信息获取的可能性越大，能选择的生产模式也越多元化[2]。二是社会资本对农民生产模式的影响。社会资本投入越多，农民生产模式的选择越多[3]，兼业化程度越高[4-5]。三是社会资本对农业生产风险的影响。社会资本可以通过增加农户家庭抵御经济冲击的实力[6]，提高农户防范农业生产风险的能力[7]。四是社会资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社会资本投入越多，就业机会越多[8]，农户所获得的收入回报可能性越高[9]，Grootaert也在研究中证明社会资本有助于减轻贫困[10]。2江苏杉荷园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案例分析2.1公司基本情况江苏杉荷园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位于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新庄
镇朱瓦村河西组杉荷园内，理事长施俊山。公司较早的雏形是3个专业合作社，分别是宿迁市荷林莲藕种植专业合作社、宿迁市绿荷生态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和宿迁市九品香水莲花种植专业合作社，3个合作社的实际负责人也是施俊山。成立公司的想法主要源于施俊山董事长集团化运作的思路，即采用集团化的运营模式对3个合作社的生产、加工、销售等进行统一管理。3个合作社于2014年陆续成立，注册资金共580万元，合作社成员全部以货币资金入股。理事长施俊山出资464万元，占股80%，是3个合作社的实际负责人，其余11位核心成员出资116万元，占股20%。合作社占地面积200hm2(包括道路、沟渠、河道在内)，其中宿迁市荷林莲藕种植专业合作社主要种植浅水藕，提供菜藕和种苗，种植面积有100hm2；宿迁市绿荷生态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主要以黑鱼、克氏原螯虾、鲫鱼养殖为主，养殖面积达26.7hm2；宿迁市九品香水莲花种植专业合作社主要种植九品香水莲，主要提供休闲观光服务及莲子、莲花茶等加工产品，莲花种植面积达13.3hm2以上。此外合作社还种植雪桃、黑花生等，种植面积达13.3hm2以上。具体的组织架构如图1所示。目前，合作社社员共39户，11户是资金入股的原始股东，28户是陆续加入的持干股的股东。2.2公司运营模式集团化运作具有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与综合竞争能力的优势。江苏杉荷园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集团化运作的模式对宿迁市荷林莲藕种植专业合作社、宿迁市绿荷生态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和宿迁市九品香水莲花种植专业合作社进行统一管理，一方面通过统一采购、结算、生产与营销实现规模效益，另一方面通过产业互补、产品互补实现协同效益。此外，基于本地公司良好的运营态势，公司向外拓展产业加盟业务，通过异地产业联盟，扩大产业规模，提升产业影响力，实现产业做大做强。
2.2.1“公司+合作社+农户”集团化运营模式江苏杉荷园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对3个合作社实行集团化运作的管理模式，换个角度来看，3个合作社也可以说是江苏杉荷园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3个生产单元。这种以合作社形式存在的生产单元具有一定的发展优势，一是政府政策支持优势；二是技术资金优势；三是吸引更多小生产单元(小农户、大户、家庭农场等)集聚的优势。3个合作社发展3类不同的产业，通过市场经济的手段，吸纳各类小生产单元主动自愿以干股的形式入社，更好地实现了生产规模稳步扩大，生产关系稳固和谐。按照职能分工不同，江苏杉荷园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企业+合作社+农户”的集团化运营模式可细分为2个环节：一是生产环节“合作社+农户”；二是销售环节“企业+合作社”。2.2.1.1“合作社+农户”的生产环节合作社与农户之间关系主要建立在农业生产管理和绩效分配等方面。在生产管理方面，合作社通过统一的生产规程、技术指导和农资供应来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化、专业化和标准化，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保障农产品质量。在绩效分配方面，合作社针对不同身份的成员建立差异化的绩效分配制度，激励更多的农户参与标准化的生产。分为3个类别，一是原始股东农户，以劳动雇工的方式参与合作社经营，合作社以雇佣工资80～100元/d的方式计算其报酬，此外原始股东农户还享受合作社股份分红。合作社每年将经营利润的40%作为留存公积金，用于合作社日常运营与扩建，60%进行股份分红；二是持干股股东，这些多数为周边自愿入社的大户或家庭农场，他们按照合作社的生产规程参与合作社生产，合作社以生产规程为标准对其生产过程进行监督考核，最后根据农户的实际生产效益，按照30%～40%的比例对其进行绩效分配。同时设立奖惩制度，对严格按照生产规程进行生产的打满分，对不符合生产规程操作的进行扣分，对超指标完成任务的进行加分，并将这种奖惩制度与绩效分配比例挂钩，充分调动农户的生产积极性；三是普通农户，大多数为周边留守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受各种
因素限制，没能转移到城镇参加非农就业，但能利用闲暇时间，以雇工的形式参与合作社生产，享受合作社雇佣工资，以此增加家庭的收入来源。这也是当前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途径之一。2.2.1.2“公司+合作社”的销售环节公司通过集团化运作的模式对3个合作社的产后环节(包括产品定位、加工、包装、品牌与销售等)进行统筹管理，实施专业化营销，充分发挥集团化运作的规模效益和协同效益。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专业化、规模化的销售，较大程度降低农产品的销售成本。江苏杉荷园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对3个合作社的农产品进行市场价协议收购，再以公司专业化的销售团队在外进行规模化的产销对接。一方面公司能够开拓更广阔的市场，促进销售，另一方面公司能增加农产品在市场中的谈判力量，提高谈判效率，降低营销成本，提高农产品收益。二是精细化的加工、包装与品牌销售，充分提升农产品的附加价值。农产品都具有不耐储存的特征，应季销售农产品又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难以有效保障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因此，加工、包装与品牌销售是实现农产品市场差异化、提升农产品附加价值的有效途径。公司通过对3个合作社收购的原料农产品进行精细化的加工、包装与品牌销售，如九品香水莲花可加工成莲花茶、莲花点心、莲花冰淇淋等，新鲜的莲子通过打磨、抛光加工成莲子礼盒等，并借助企业品牌“杉荷园土特产”及“东哥家乡礼”名人效应进行销售，不仅实现了农产品的多样化，还能充分提升农产品的附加价值，保障农产品的经济效益。三是差异化的产品定位，满足不同等级的消费需求。3个合作社分别生产浅水藕、水产品和九品香水莲花。浅水藕以销售藕苗为主，占70%，菜藕为辅，占30%，主要面向浅水藕种植的各类主体与一般消费市场。浅水藕种植对劳动力需求相对较少，成本相对较低，种植面积较大，主要以追求规模效益为市场定位。水产品以生态健康养殖为宗旨，主要面向对优质农产品有需求的高水平消费者，以追求品质效益为市场定位。九品香水莲花兼具食用和观赏的双重功能，盛开的莲花可供休闲观赏，同时莲花、莲子
等可供加工销售，主要面向有优质农产品和农业休闲体验需求的城镇消费者，以追求三产融合效益为市场定位。此外，在发展休闲农业的过程中，企业扬长避短，以产业优势为基础，引进台商资本，借助台湾先进休闲农业发展理念，打造九品香水莲花休闲旅游度假基地，让更多有需求的城镇消费者享受到更好的休闲观光体验，带走更多的农业加工产品。3类产品差异化的市场定位，满足不同等级的消费需求，有利于占据各类消费市场，形成产业互补、产品互补，实现企业集团化运作的协同效益。为稳固公司与合作社的供销关系，公司建立了灵活而又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一是达成收购协议，保障合作社种植户的根本利益。公司与3个合作社达成收购协议，对合作社生产的农产品按照市场价进行保护价收购，保障合作社种植户的根本利益。二是按价值比例提成，实现差异化农产品利润的合理分配。公司对收购后的农产品进行专业化、规模化销售，扣除成本后获得的利润，按照利润价值，设定合理的提成比例，与合作社进行利润分配。产品的利润价值越高，公司提成的利润越多。激励公司对农产品价值挖掘的同时，合理权衡了合作社的利益，形成了企业与合作社之间的长效合作机制。三是形成公司品牌效应，让合作社的农产品依赖品牌。基于合作社的标准化生产，公司对合作社提供的农产品进行再次品质检测，检测合格后进行品牌销售。做到以公司品牌销售的农产品等于有了品质保障，在市场中形成良好的信誉，当达到一定规模以后，客商主动上门采购，使得合作社的农产品销售离不开企业的品牌形象。2.2.2“公司+异地产业联盟”运营模式江苏杉荷园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成熟的技术、运营模式及稳定的销售通道对外进行产业加盟。加盟者只需向公司采购种苗，公司将为加盟者免费提供设计规划与技术指导，并在必要时帮助产后销售，实现对产业加盟者的全产业链帮扶，顺利达到扩大产业规模、提高产业影响力的目的。目前，公司已在贵州、山东、安徽等地建立产业联盟基地，合计联盟面积达533
hm2以上。经过4年努力，合作社与企业累计投资的3000多万元基本回本，且尚有盈余。3社会资本进入农业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结合江苏杉荷园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运营模式与发展特征，社会资本进入农业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3.1适宜的产业选择与定位地区发展何种特色产业，需要结合当地的自然资源禀赋、人文社会条件及经济发展水平来定。尤其是蔬菜产业，属劳动密集型产业，对种植技术、田间管理及劳动力的要求较高，需要考虑的因素更多。理事长施俊山根据当地资源状况、多方考察结果及自身技术掌握情况，选择了对技术要求、管理要求和劳动力需求均相对较低的莲藕产业。一方面，技术要求和管理要求相对较低的莲藕产业对几乎没有技术背景的理事长来说，其产业起步相对容易；另一方面，劳动力需求相对较少的莲藕产业对几乎没有高素质剩余劳动力的农村来说，产业发展的成本相对较低，产业发展风险相对较小。并且产业定位以发展莲藕种苗为主(占70%)，进一步降低了莲藕市场销售难的风险。以此作为基础主导产业，理事长还依据产业业态多样化的思路，陆续发展了生态水产产业及休闲观光莲花产业，形成差异化的产品与业态，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增加产业附加值，提高产业效益，实现产业可持续发展。3.2紧密的产民利益联结机制一方农业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一方农民的密切参与。农业与其他产业不同，农业的各个生产环节具有特殊性和不定性，无法严格按照生产章程进行操作。因此，最好的农业雇工是农民。他们有一定的农业生产经验，熟悉一些特定的农业生产操作，能更及时有效地发现并应对生产过程中的特殊性与不定性。公司以合作社的形式吸引更多的农户入社参与农业生产，或参加劳动雇工，并以收购协议、价值比例提成、雇工协议等方式，建立紧密的产民利益联结机制，把农业生产环节的效益尽可能多
地留给农民。公司主要以农产品附加值提升部分的利益为效益，充分保障农民的农业生产利益，带动地方农民增收致富。如此发展，一方面，企业容易得到当地农民的支持，在土地流转等方面减少不少阻力；另一方面，容易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进而获得全面的政策扶持。3.3领头人吃苦耐劳的精神农业是弱质性产业，具有生产周期长、自然资源依赖性强、自然风险抵御能力差、基础设施投资大、市场风险大、行业壁垒低、需求弹性小等特征。这些农业弱质性特征决定了农业创业领头人必须要有比其他产业创业领头人更加坚毅的精神。在理事长施俊山最早成立合作社之前，杉荷园是政府将村庄统一搬迁、土地统一流转后的一片荒地，没有任何基础设施。在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理事长施俊山对所有事情亲力亲为。当所有工人因环境恶劣罢工时，他独自坚守阵地；在任何施工遇到问题或困难时，他第一个冲在前面，迫使园区的管理人员自愧请辞；为保证园区桃树苗在炎热天气下的成活率，他带头浇水到夜间24：00，比其他园区相同树苗的成活率高出30%～40%。其吃苦耐劳的精神为其事业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3.4宽广的农民企业家情怀利益至上一直是大多数企业的发展宗旨。但农业与工业不同，其进入门槛低，信息透明度高，产品差异性小，极难在市场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且本身是弱质产业，生产周期长、环境影响大、回报见效慢，必须以延长产业链条、拓展产业功能、开发产业新业态为基础，稳步扩大产业规模，同时兼顾并带动当地农业、农村、农民发展，才能形成可持续的农业经营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理事长深刻明白这一道理，也具备宽广的农业企业家情怀。他以做精自己企业的农业产业为基础，走三产融合的道路，为农业产业经营搭建了稳固的平台，并在充分保障农民农业生产利益的前提下建立利益联结长效机制，不断吸引当地及外地农户参与农业生产，形成良性循环的产业带动效应，对当地农业农村发展起到良好的模范带动作用。
4保障社会资本进入农业农村发展的政策措施社会资本进入农业农村发展，除了在产业选择、产民利益联结及领头人毅力和情怀等方面有所注意以外，在政策层面，还需加以引导和支持。4.1推进农业投入立法《农业投入法》包括了农业投资主体确认、投资渠道、投资权限等更加细化的内容，这将为社会资本投资农业的主体、范围、权限制定提供参照与依据。在《农业法》的前提下，积极完善《农业投入法》专业法规的立法工作，充分发挥我国农业投资制度的保障功能，完善农业投资立法的相关环境。通过《农业投入法》，依法划定投资范围和投资权限，确立有机组合的农业投资分工体系，形成一个多元化的农业投资新格局。防止社会资本投机圈占土地、套取补贴等行为发生。4.2创造良好的农业投资环境一是要强化农村硬环境支持。硬环境条件的支持和改善，能够减少社会资本投资农业的先期垫付成本，降低其所付的隐性成本，加快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农村发展的进程。二是调整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方向。推进农村金融改革与创新，改进对农业企业的金融服务，发挥政府投入的导向作用，逐步建立起多元化的农业投资体制。三是清理和修改不利于民间投资发展的法规政策规定。在制定涉及社会资本投资农业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时，要充分听取企业、农户的意见，培育和维护平等的投资环境。4.3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土地是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农村发展的第一生产要素，土地也是农民进行生产生活的根本保障。受各方对土地利益博弈的影响，社会资本需要以相对较低的成本对土地进行长期大面积流转，而农民在面对长期“生活保障”不稳定的情形下，不放心对土地进行长期流转，这便阻碍了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农村发展。因此，有必要弱化土地的保障功能，提升土地生产要素的经济属性。通过制定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
系替代农地的传统保障功能，降低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解除农民流转土地后的后顾之忧，保障社会资本进入农业农村发展过程中的农地顺利流转。4.4建立土地流转风险保障金制度农业是弱质性产业，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农村发展过程中面临着政策风险、市场风险、经济风险等诸多不确定性，需要农业保险来加强保障。因此，在土地流转面积较大地区，可通过政府补贴等方式，鼓励建立土地流转风险保障金制度。对农地经营规模较大的社会资本，制定专门的农业保险，以降低经营风险。
【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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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十二：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现状,经验及路径研究
乡村文化振兴是培养具思想觉悟高道德素质好文化科技素养强专业职业技能良好的新型农民主体和乡村持续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也是培育村民思想道德风尚美化乡风乡情促进村民全面发展对乡村传统文化进行生产性保护和传承是乡村振兴持续发展的精神源泉思想保障和有效路径随着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标志着我国扶贫攻坚将告一段落从以物质资本投资为主导的输血式扶贫到以人力资本投资为主导的造血式扶贫转变我国将正式进入以社会资本投资为主导的政府市场及社会共同参与的多元协同乡村振兴促进当下乡村政治经济文化健康快速发展的模式社会力量是政府对乡村治理强有力的补充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良性的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文化建设可以增强乡村文化的引领能力促进三农发展的内生动力实现乡村文化全面振兴和可持续发展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践困境与突破路径
作者：胡铭焓来源：《江苏农业科学》2020年第15期
摘要：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文化振兴是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性治理方略。从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文化振兴历史进程入手，从宏观角度探讨了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现实意义。从政府、社会力量及农民主体等多个维度研究了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践困境，主要表现为政府认识缺位、村民主体意识缺失、乡村文化振兴产品缺项、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发扬缺血、乡村文化队伍缺阵等。提出了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五大路径：即完善政策体系、建立监管机制、强化价值引导、发挥人才优势、带动产业发展等。以期为全面提升乡村文化振兴质量、推动后扶贫时代促进政府治理思想创新发展提供思路。
关键词：社会力量;乡村文化;乡村振兴;文化振兴;农村发展
中图分类号：F320.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1302（2020）15-0028-05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1]。在我国扶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实现乡村振兴就必须高度重视乡村文化振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乡村文化发展水平是衡量乡村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乡村文化振兴是培养具思想觉悟高、道德素质好、文化科技素养强、专业职业技能良好的新型农民主体和乡村持续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也是培育村民思想道德风尚、美化乡风乡情、促进村民全面发展、对乡村传统文化进行生产性保护和传承，是乡村振兴持续发展的精神源泉、思想保障和有效路径[2]。
随着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标志着我国扶贫攻堅将告一段落，从以物质资本投资为主导的“输血”式扶贫，到以人力资本投资为主导的“造血”式扶贫转变[3]，我国将正式进入以社会资本投资为主导的政府、市场及社会共同参与的多元协同乡村振兴促进当下乡村政治经济文化健康快速发展的模式[4]。社会力量是政府对乡村治理强有力的补充，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良性的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文化建设，可以增强乡村文化的引领能力，促进“三农”发展的内生动力，实现乡村文化全面振兴和可持续发展。
1研究现状及历史进程
1.1研究现状
从公共文化领域来看，社会力量是参与并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单元，是除政府力量以外的其他力量的总和，包括非政府组织、社会组织、文化单位、文化志愿团体及其他文化部门等。
其中，社会组织是本着自愿、自治、公益原则的除政党和政府以外的各类民间非营利组织，主要包括各类会员制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各类财团性基金会、各类中介性组织和社区工作队伍。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在内涵上有重合，社会组织可以看作是狭义的社会力量，社会力量的范围和作用大于社会组织。
部分学者将社会力量等同于社会组织。学者们普遍认为，社会力量的专业性实践与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内在契合，多项政策制度的颁发代表国家对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理论依据和重要契机[5]。部分学者从二元或多元治理理论出发，认为社会力量改变了一直以来的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单一模式，有效帮助政府解决了治理纵向延伸不够和横向范围不足的问题[6]。在对待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态度上，大家一致认为，政府的支持力度远远不够。同时也指出，政府在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文化振兴中存在定位模糊、治理低效、立法滞后、激励有限和保障不足等困境[7]。实际上现有的关于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研究多以微观分析某一特殊县或村的文化振兴为主，缺少足够的归纳总结。而吴理财等宏观性研究较为突出，他们认为乡村文化振兴是重塑稳定乡村社会基础、唤醒农民主体意识、重组乡村社会内部力量的可行路径和乡村飞跃式发展的文化底蕴[8]。在解决路径上，学者们多进行了反思性思考，微观上较多的是帮助其嵌入乡村文化振兴进程，培养乡贤自助型社会组织等。宏观上较为推崇的是承认社会组织的作用并加强政府引导和政策支持，促进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振兴管理的规范化发展[9]。
本研究通过总结和综合性的反思认为，社会力量是乡村治理结构中的重要一环，社会力量作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参与乡村振兴是一次重要的公共管理变革，也是体现国家与社会力量，社会力量与乡村治理共治、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变革。深刻挖掘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社会价值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笔者试图通过对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践困境和解决路径的研究丰富学界对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研究，推动社会力量的发展和乡村文化振兴战略的实施。
1.2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历史进程
新时代群众需要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振兴，国家政策的鼓励和支持，为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宝贵的机遇。
2002年国家首次提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发展战略，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并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加以引导。2007年出台的《关于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首次将坚持社会力量参与列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基本原则之一。2014年国务院在《关于进一步动员各方面力量参与扶贫开发的意见》提出构建政府、市场与社会力量多元协同扶贫机制的新模式。对社会力量参与的主要内容、方式方法、制度保障等有了明确要求。在《“十三五”时期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纲要》，明确指出社会力量是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必须重视乡村文化建设，在补短板、兜底线、建机制、畅渠道、促发展的过程中，重视
社会力量协同推进公共文化建设。2016年出台的《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确立了“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的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方针。此后，国家对公共文化建设中政府购买、社会捐赠、志愿服务、绩效评价等方面对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有力推动了公共文化服务上水平、上台阶。
2020年脱贫攻坚战将全面获胜，在随之而来的后扶贫时代，如何巩固脱贫攻坚效果，保证乡村振兴高速健康发展，必须依靠农民自身的力量、依靠文化的力量崛起。2018年10月国务院印发《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对大力发展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养，提出了具体要求及主要措施，为后扶贫时代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提出了现实要求，提供了政策依据。
2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现实意义
乡村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传承着乡村居民正确的价值观、道德观以及坚定的理想信念，它以强大的精神凝聚力和行动引领力成为中国乡村振兴的文化沃土，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筑魂。社会力量是新时代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的新兴力量。他们的参与不仅弘扬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更能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社会力量强大的资金力和科技力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多元化的产品和服务，并且通过文化资源共享带动乡村文化建设的发展，进而产生鲇鱼效应，帮助政府把公共文化服务的触角延伸到乡村的各个角落，激发乡村振兴的活力。
2.1现代化乡村文化治理需要社会力量积极参与
社会力量凭借灵活性和放射性特点，可有效利用自身资源，以多元主体的形式参与乡村文化活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国家治理是国家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促进公共文化发展，引导居民精神文化健康发展的重要补充途径。社会力量在上至乡风文明建设，下到乡村文化健身设施，甚至乡村文化政策的定、改、评方面的广泛参与，有效突破了政府只能保证文化引领大方向的基本职能，深化细分提高的治理力量薄弱的瓶颈问题。同时能及时发现乡村建设过程中的思想动向，顺应时代发展，准确做出相应调整，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文化治理的范围越来越广、质量越来越高。
2.2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需要社会力量积极参与
社会力量覆盖范围广泛、渠道多样、资金充裕、专业性强，可以通过如公共圖书馆、民营企业、公益网站、各类媒体、社会团体、各类基金会等多种形式，多途径、多角度进入农村文化服务领域，扩张乡村信息来源的深度与广度，有效激发乡村文化活力、促进乡村文化创新，带动乡村全面振兴。
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文化发展，是深化社会领域改革，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整合利用社会资源，增强公众参与意识，激发经济社会活力，培育和促进文化消费，增加公共服务供给，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效率，能将外部政策环境和内部资源行之有效地结合起来，对乡村文化、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起到持续、稳定、健康、快速的最佳效果。
各种社会力量通过整合协调，为乡村文化服务提供多元化、专业化、长期化的供给主体，其广阔的开发思路和多样的运营模式，对开发的项目可以做到有的放矢，可以有效提升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水平，促进乡村文化振兴的可持续发展[10]。
2.3后扶贫时代乡村文化可持续发展需要社会力量积极参与
转变政府职能，充分发挥自身的优越性，最大限度地聚集各方合力，调动乡村居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动性，进一步增强居民自身能力发展，提高内生发展能力。社会力量积极参与乡村文化振兴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能够以其灵活、高效的优势参与特殊地区及特殊人口的扶贫开发与社会救助[11]，显示出不同于政府管理的特殊优越性。社会力量作为政府、市场和村民之间的桥梁，通过沟通和协调，提高村民参与乡村文化的主动性，完善乡村文化治理体系，高度配合政府提升村民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热度和信息，提高社会治理效能[12]，促进后扶贫时代乡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3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文化振兴实践的困境
近年来，我国不断完善相关政策，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并取得了一定社会效果。但是由于起步较晚、起点较低、效果不理想，目前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在实际工作中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和困难，主要表现在以下5个方面。
3.1政府认识缺位——积极性不足
（1）政府对社会力量认识不足。对社会力量参与的必要性认识不足，缺乏实质性认同和协助。同时缺少国家层面的乡村文化和人文价值的传颂和发扬，导致政策激励机制不够健全，社会力量参与积极性不高、动力不足。（2）政府对社会力量角色定位模糊、激励差强人意，互动被动落后，信息沟通阻塞延迟，使社会力量深度参与乡村文化振兴有顾虑，乡村居民日益增长的多层面、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难以得到满足。（3）社会力量零散不成规模，相关部门管理存在法律、安全隐患，良性互动不足，削弱了政府协同社会力量助推乡村文化振兴的效果。加之社会力量全局观较差，资源的筹集使用缺乏长远统筹谋划，资源使用以短平快为主，对社会效益关注较少[13]。因此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文化建设范围小、力度浅、效果差，积极性不够，难以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发展。
3.2乡村文化主体意识缺失——价值感缺失
农民不仅是农村文化孕育、发展和传承的主体，也是当前乡村文化振兴的主体。乡村文化振兴主体意识缺失是乡村文化振兴的主要困难。（1）建国70年的短暂历史无法彻底改变原本农村自身的知识浅薄、默守陈规、狭隘封闭、小富即安等特征，无法形成科学的文化观。（2）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农民对自身生活状态不满，大量城市文化涌入并不发达的乡村，使村民对原有的人文精神、价值观念和文化自信产生怀疑甚至抛弃，大批精壮劳动力特别是精英人才转而进城务工，客观上削弱了乡村文化振兴的中坚力量。（3）留守老人和妇女儿童客观上在身体条件和接受力方面的桎梏，主观上缺乏参与文化活动的积极性，参与和保护乡村文化传承意识基本为零。（4）农民责任感、目标感缺失。小农意识必然导致文化精神的匮乏，农民对经济和精神上的缺失感缺乏相应的社会知觉，来自社会力量的帮助无法转换为建设自身内部文化传承振兴的力量，社会力量有心无力，失去价值感。
3.3乡村文化振兴特色产品缺项——活跃度不足
（1）农村文化资源发展传承难以为继，沉淀丰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利用不足，很难做到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有机结合。（2）文化市场发育不完善，产品单一、产业弱小、发展畸形、销售渠道狭窄，乡村文化品牌难以形成产业链并做大做强。（3）乡村文化产品和服务同质化突出。产品本土特色不明显，缺乏创意，重复建设，很难满足客户精致多元需求[14]。（4）生搬硬套城市建设模式，对村落及文化景观的不合理改造，不仅使乡村失去原有的特色和韵味，更人为地割断历史文化根脉，直接限制了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根本无法形成自身特色文化品牌，导致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文化振兴活跃度不足。
3.4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发扬缺血——融入性不够
乡村文化严重萎缩与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发扬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民俗乡风逐渐被现代城市文化取代，传统的乡村文化特色和文化内涵日渐远去。（1）村民价值观退化，原本的忠义诚善、重信轻利、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被遗忘，是非、荣辱和善恶的评价标准混乱，人际关系自私冷漠，集体意识淡薄。（2）乡风民俗生存状态堪忧。各种传统文化习俗、民间艺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遭到外来文化侵蚀，农民对传统文化的价值认识不够，自信不足。（3）根据当地特有的自然环境和人文风貌传承下来的特色村落住宅等民间建筑逐渐失去原有的地域特色和古韵，失去原有的艺术情趣和人文志趣[15]。优秀文化传统是中国5000年农耕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绝大部分经过历史的沉淀而历久弥新，但难以与快节奏的现代文化很好融合。加之传统文化制度体系的路径依赖，发扬乡村优秀传统文化渠道不畅，导致社会力量不能有效融入乡村文化振兴的阵营。
3.5乡村文化队伍缺阵——专业人才缺乏
乡村文化队伍是实现乡村文化振兴决定性因素。（1）乡村文化人员严重缺编，且经常性地安排其他临时性工作，导致基本性的文化服务工作成果不突出。（2）对农村乡土文化能人缺乏鼓励和扶持政策，不重视乡村文化传承人的培养，难以实现群众文艺队伍的壮大。（3）
乡村自然条件较差，信息相对闭塞，文化队伍基础素质较差，缺乏对文化人才进行系统性的文化知识、文艺技能等方面的培训和提升。（4）基层乡村文化工作人员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不高，对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文化建设也不够重视，导致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文化振兴人才严重缺乏。
4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突破路径
乡村文化振兴意义深远。广泛凝聚社会力量，发挥社会资源优势，创新社会参与机制，建立政府牵头、社会协同、村民合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是乡村振兴发展的必然要求。社会力量作为丰富乡村文化振兴的供给主体，很好弥补了政府在供给方面的不足。因此必须打破思维定式，拓宽工作思路，联合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文化建设，充分利用双方优势，统筹规划，科学有效地筹集和配置社会资源，达到“1+1>2”的社会效果，推动乡村文化振兴顺利实施。
4.1完善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政策体系
（1）搭建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政策平台和服务平台，使项目对接常态化。通过宣介使社会各界充分了解基层文化项目的社会价值和市场潜力。政府出项目，社会力量出资源，引导企业和社会共同开发乡村文化资源，有效衔接政府与社会力量的供需要求。（2）优化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文化服务的路径和方式。在立项、服务、考核等方面规范和简化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程序，积极开发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新路子、新模式，扩大社会力量参与建设乡村的服务范围。（3）在土地政策、财政补贴等方面给社会力量足够的专项扶持，鼓励社会力量大量参与乡村文化振兴。（4）构建良性沟通互动机制，积极引导和扶持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文化建设，文化服务对外输送、社会力量向内流动时保持信息互动及时。（5）盘活乡村文化中心、运营方、社会力量之间的服务链，形成灵活开放、竞争有序、多元发展的公共文化发展新格局。
4.2强化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价值引导
（1）通过宣传介绍，在全社会范围内提高社会力量在乡村文化事业中的地位，增强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鼓励各类社会力量积极为乡村文化建设献计献策，增加乡村文化福利，完成企业社会责任。（2）对积极无私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社会组织进行公开嘉奖，并通過各类媒体广泛宣传，形成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激发社会各界的文化活力与创新意愿，成为企业积极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精神动力。（3）在文化企业、组织、社会团体等的年度绩效考核的指标体系里加入社会责任履行指标，从侧面督促其主动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4）鼓励城乡各类民间艺人、文化乡贤、名门望族、社会新贵等积极参加各类公益性文体活动，并给予适当精神及物质奖励，引导其为公共文化建设贡献力量。
4.3发挥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人才优势
（1）分门别类建立乡村文化振兴的技术、资金、销售等的人才信息库。积极发挥社会力量中的人才优势，号召各界社会精英投身乡村文化振兴，为乡村振兴实施提供强大的人力资源保障。鼓励各类文化企业单位、省市高校图书馆、各民主党派、各种社团组织以及新社会阶层中的专家人才为乡村文化振兴事业送技术、送文化[16]。（2）以社会力量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积极引进社会力量培养本土农民科学文化技能，加强农村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打造人文精神，鼓励出门务工的有文化、有思想、有技术、有能力的村民回流，造就更多乡土人才。（3）充分发挥乡村“孝、贤、能、德”人群的示范和带动作用。乡贤、能人在本地都有较大威望，是新时代农民的典范。树立这类先进的社会力量为典型，带动村民将尊老爱幼、和善睦邻、勤劳简朴、诚信踏实的传统美德传承和发扬下去，促进农村居民良好生活习惯和开阔思维方式的养成。
4.4带动社会力量参与乡村特色文化产业发展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社会力量促进乡村文化产业与经济融合发展是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力量。（1）在已有的传统工艺产品的基础上，依靠社会文化力量深挖特色文化产品内涵，提炼文化价值，创新设计具有民族和地域特色的新文化产品，引导生产要素向农村流动，延长产业链、建设名牌，带动文化产业发展。（2）依靠社会力量的资金、人脉、技术、信息，舆论、渠道等资源，推动农村地区实施传统文艺振兴计划，积极开发如传统民俗表演、传统民间饮食服饰、传统民间艺术等传统节日文化产品，合理链接传统文化消费与现代消费。（3）借助数字化网络平台，鼓励社会力量重点开发农旅一体化协同运营的多种模式，因地制宜在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农业观光、农事体验中融入地域特色和乡村文化元素，赋予农业更多文化内涵。
4.5建立合理的绩效评估与监督管理机制
（1）建立科学的供给识别机制。对乡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进行定期调研，及时把握政府对文化类社会力量扶持的方向、重点，对社会力量的资质、能力、途径及效果进行预评和筛选，使政府财政激励有的放矢[17]。（2）建立有效的服务绩效评估机制。在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对服务过程中和结束后一律实行从上而下的多重考评，加强对合作项目的动态跟踪，对社会力量服务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进行实时评价，实时监管、及时纠偏、查漏补缺、优胜劣汰，共同推动乡村文化服务水平不断提升。（3）建立合理的乡村文化项目准入和退出机制。规范文化项目的准入范围和项目财政支持，做到项目审批专业快捷、资金使用合理规范，财务管理合规明晰。根据项目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对表现优秀的社会力量给予表扬和更大幅度政策优惠，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4）完善监督管理机制，优秀的乡村文化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力支撑，一定要加强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监督管理，提高社会力量服务乡村文化建设质量。
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需要，也是乡村文化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后扶贫时代一定要抓住乡村文化建设需求与难点，分析总结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文化建设取
得的成绩经验，面临的实际困难及原因，探索建立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供给需求匹配、政策支持、内容生产、路径设计、队伍培养、实施管理、评估检验价等机制，不断完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巩固乡村文化建设成果，推动乡村文化建设水平提升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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